「沒有一個無產階級運動，甚至共產主義運動，不是為了金錢的利益、不是按照金錢指示的方向、不是在金錢所允許的時間內，運作的——而且，即使是其領導人當中的理想主義者，對於這樣的事實，也從未有過一絲懷疑。」——奧斯瓦爾德·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德國歷史哲學家、文化史學家、及歷史政治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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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3年10月25日
地球機密檔案館 發佈日期：2025年1月2曰
「沒有一個無產階級運動，甚至共產主義運動，不是為了金錢的利益、不是按照金錢指示的方向、不是在金錢所允許的時間內，運作的——而且，即使是其領導人當中的理想主義者，對於這樣的事實，也從未有過一絲懷疑。」——奧斯瓦爾德·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1880–1936，德國歷史哲學家、文化史學家、及歷史政治作家）。
「俄羅斯革命」（Russian Revolution）〔譯者注：原作者故意將錯誤或存疑的文字照抄，表示非原作者之錯誤〕在學術界和大眾想像中，都被認為預示了人民反對沙皇暴政的勝利，儘管大多數人承認烏托邦的願景變壞了，至少，在史達林最終的獨裁統治下，是如此。然而，透過對歷史多重面貌背後的觀察表明：「俄羅斯革命」只不過是為提供資金者的利益服務的許多動亂當中的其中之一。
無論是外行人、或是所謂的「專家」，似乎很少有人對於資助革命的這些資金是從哪裡來，提出質疑，我們被預期會相信：它們是「人民反對壓迫的自發性起義」，就像今天，我們仍然被預期會相信：發生在烏克蘭、格魯吉亞、塞爾維亞等國的所謂「顏色革命」，均是「自發性的示威活動」。本文考察了1917年3月俄羅斯革命（即為後來的布爾什維克黨革命開場的所謂第一波革命）的資金來源，並得出如下結論：有一些力量在幕後運作，它們的目標遠離人民大眾的福祉。
2010年3月標誌著（第一波）俄國革命的93週年，這場革命是緊接其後的11月布爾希維克政變（the Bolshevik coup ，即一般人熟知的「布爾希維克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的前奏曲。透過大量充足的文獻，一種超越正統的觀點表明：社會主義，從社會民主主義（social democracy）、費邊主義（fabianism）到共產主義，普遍地「是為金錢的利益而運作」，正如斯賓格勒觀察到的那樣。
1920年，當費邊社的歷史學家及小說家H.G.威爾斯（H.G.Wells）在俄羅斯，對當時仍岌岌可危的布爾希維克政權進行觀察時，他對於當時最高等級的資本家們甚至都已經進入了尚處在萌芽時期的蘇維埃共和國，為了進行商業特許權的談判，寫下了如下的評論：
……大企業一點也不憎惡共產主義，兩者絕非互不相容。大企業成長至越大規模，它就越接近集體主義（Collectivism）。這是少數人通往集體主義的上層道路，而不是大眾通往集體主義的下層道路。
大企業將社會主義視為一種破壞國家和社會的傳統基礎的手段，也將它當作是一種控制的機制。就舊俄羅斯——一個建立在君主制與農村傳統基礎上的國家——就當時而言，就是打開它的門戶以讓全球企業剝削其國家資源，也還達不到最合適或最便利的條件。其實，早在1905年日俄戰爭——在俄羅斯革命幹部隊伍的組建上，扮演了一個關鍵性的角色——時期，就已設定好了1917年革命動亂的場景。組建革命幹部隊伍的資金，來自於紐約庫恩·勒布律師事務所（Kuhn, Loeb & Co., New York）的高級合夥人雅各布·希夫（Jacob Schiff），他支持日本發動對抗俄羅斯的戰爭。
要為使美國輿論（包括政府和外交輿論）轉向不利於沙俄政府，承擔最大責任的人，是由雅各布·希夫贊助的新聞記者喬治·凱南（George Kennan）。羅伯特·考利（Robert Cowley）在他一本有關美俄外交的文集（《美國與俄羅斯：一個半世紀以來戲劇性遭遇》（America and Russia：A Century and a Half of Dramatic Encounter，1962））中指出，1904-1905年日俄戰爭期間，喬治·凱南在日本將俄羅斯的戰俘們組織為眾多的「革命小組」，並聲稱已將「這52,000名俄羅斯士兵轉變為『革命份子』」。考利又做了重要的補充說，「當然，由美國團體大量資助的這類活動，對（沙）俄–美之間的友好合作關係，不會有任何貢獻。」
根據當時《紐約時報》的報導，喬治·凱南在一場慶祝1917年3月俄羅斯革命的活動上，對於所謂「美國團體」提供革命資金來源一事，做出了解釋：
喬治·凱南先生講述了俄羅斯自由之友會（Friends of Russian Freedom）在俄羅斯革命中參與的工作。
他說，日俄戰爭期間，他人在東京。在戰爭第一年年底，他被允許探訪在日本人手中的12,000名俄羅斯戰俘。他萌生了一個想法：在俄國軍隊（戰俘）內部，進行鼓動革命的宣傳。
日本當局表示贊成、並准許他進行這項活動。接著，他派人前往美國搜集與鼓動俄國革命有關的所有文獻材料……
「這場運動是由一位你們都認識和喜愛的紐約銀行家資助的，」他指的是雅各布·希夫先生，「而且很快地，我們就收到了重達一噸半的俄羅斯革命宣傳材料。日俄戰爭結束後，已成為熱心革命者的這五萬名俄羅斯官兵，回到了他們的祖國。俄羅斯自由之友會已在100個俄羅斯軍團中，播下了5萬顆自由的種子。我不知道上週在彼得格勒要塞裡有多少這些官兵，但我們確實知道：軍隊在這場革命中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
希夫以及美國和倫敦的銀行家們普遍的，對於俄羅斯革命的反應，是一片歡呼。希夫熱情地寫信給《紐約時報》：
請允許我透過你們的專欄表達我的喜悅，俄羅斯民族，一個偉大而善良的人民，終於擺脫了幾個世紀的專制壓迫，並且透過一場幾乎不流血的革命，現在已然實現了自己當家作主的目標。願頌讚歸於至高的神！雅各布·H·希夫。
當希夫寫信回應《紐約郵報晚報》向他提問「革命的俄羅斯在世界金融市場，將占有何種新地位」時，他以庫恩·勒布公司（Kuhn, Loeb & Co.）負責人的身份回答：
回覆您詢問我對於革命對俄羅斯的財政，將帶來甚麼樣的影響’的看法：我深信，隨著當前發生的事件，隨著偉大人民的束縛被解除，國家巨大資源的開發，是十分明確的事，俄羅斯不久在世界貨幣市場上，將成為在財政金融方面名列最受青睞的國家之一。
希夫的答覆，反映了“俄羅斯革命”時期，倫敦和紐約金融圈的普遍態度。為了處理一筆美國貸款，曾於1916年到過俄羅斯的國家城市銀行（National City Bank）的約翰·B·楊格（John B. Young），1917年提到這次革命時表示，前一年他訪問俄羅斯時，革命已被廣泛討論。他認為參與其中的人是「堅定、負責任、且心態上是保守慎重的」。在希夫投書《紐約時報》的同一期《紐約時報》報導稱，革命前24小時，在倫敦的俄羅斯外匯交易量，持續攀升，而且倫敦比紐約更早知道革命的發生。文章還報導說，倫敦和紐約最重要的金融和商業領袖們對於這場革命，抱持著一種正面的看法。另一份報告指出，儘管人們對於這場革命有些擔心、不安，但「這項消息在更重要的銀行圈內，絕非是不受歡迎的。」
這些文章引述這些銀行家和工業家的話說，革命將能夠消除俄羅斯政府中的親德影響力，並有可能對德國採取更強有力的反對路線。然而，這種看似「愛國的情操」，並不能被視為是財閥們支持革命的動機。德國瓦爾堡銀行集團（Warburg banking house）的馬克斯·瓦爾堡（Max Warburg）本身是德皇的諮詢顧問，而德國政府則為列寧及其隨行人員，安排了從瑞士穿越德國前往俄羅斯的資金和安全通道；馬克斯·瓦爾堡的兄弟保羅·瓦爾堡（Paul Warburg）是雅各布·希夫的合夥人，負責照顧他們家族在紐約的家族利益。無論是來自倫敦、紐約、斯德哥爾摩或者柏林，銀行家們對於這場革命的支持，背後的因素是：在沙皇政權的阻擋下，迄今為止，世界金融市場一直無法取得控制權的、俄羅斯極為龐大且尚未開發的資源，將被納入世界金融市場的掌控之中。必須牢牢記住：這些銀行王朝，在過去和現在，都不僅只是國家的或地方的銀行，而且更是國際性的銀行，他們不須對任何特定國家表示忠誠，除非恰好在某個時期，這國家的作為完全符合他們的利益。
八個月後的布爾希維克革命，儘管出現了激烈的反資本主義言論，但還是向世界資本主義開放了俄羅斯龐大豐富的資源，儘管隨著後來史達林的上台，因而沒有達到列寧-托洛斯基掌權時期那幾年財閥們所想像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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