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團媒體正氾濫、充斥著有關於據稱中國公民自發起義,以反抗共產主義政權壓迫的報導,這些報導指控共產主義政權執行不人道的 零–COVID 政策、封鎖整個城市、並要求掃描二維碼(QR code),才能使用所有公共場所,包括公共廁所在內。
既然這些財團媒體長期以來,對於中國人民組織抗議、罷工、和網路運動,以對抗中國國內真正剝削勢力——如沃爾瑪(Walmart)、亞馬遜(Amazon)、和富士康(Foxconn)…等跨國企業——的努力,始終完全視而不見,那麼,他們這新一波浮誇、矯情的政治騷操作,你會認為它們是認真地在關注中國經濟不平等的問題嗎?看起來非常令人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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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日期:2022年2月9日
出處:https://www.globalresearch.ca/third-opium-war-agenda-behind-covid-19-assault-china/58017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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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機密檔案館 發佈日期:2024年4月6曰
財團媒體正氾濫、充斥著有關於據稱中國公民自發起義,以反抗共產主義政權壓迫的報導,這些報導指控共產主義政權執行不人道的 零–COVID 政策、封鎖整個城市、並要求掃描二維碼(QR code),才能使用所有公共場所,包括公共廁所在內。
既然這些財團媒體長期以來,對於中國人民組織抗議、罷工、和網路運動,以對抗中國國內真正剝削勢力——如沃爾瑪(Walmart)、亞馬遜(Amazon)、和富士康(Foxconn)…等跨國企業——的努力,始終完全視而不見,那麼,他們這新一波浮誇、矯情的政治騷操作,你會認為它們是認真地在關注中國經濟不平等的問題嗎?看起來非常令人懷疑。
事實上,我們正在被餵食另一種風味的顏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這種顏色革命,根本是按照美國當前充滿自戀、腐敗的意識形態環境,來量身定造的。這種充滿自戀、腐敗的意識形態環境,鼓勵將美國內部的極權主義,投射到「他者」或「異己」(the "other"),亦即中國的身上。
在美國陰暗、病態的知識菁英的論述中,可以將美國自身的敵人,依樣畫葫蘆地刻畫成科技法西斯主義(techno-fascism)、且無需承擔任何政治風險的唯一地方,就是中國。
與此同時,毫無疑問的,中國正遭遇一場破壞政府治理、並創造溫馴人口的大規模運動,其目的在使這一龐大溫馴的人口,受到隱藏在偽裝成「政府」的那些網絡系統(online systems)背後的、各種匿名勢力的隨意操縱、控制。
但是,如果你刮掉現象的表面,結果證明是:這些財團媒體拼命指控或甩鍋給「共產主義政權或政府」,其實,在背後搞事的,原來是這些私營的(政府項目)承包商,以色列、日本、美國、和其他國家的網路資訊科技(IT)與情報公司等,他們在各地方開設分店,遍佈全中國各地,並且正不斷地通過將中央或地方政府的所有職能私營化,來取得對政府的控制,同時,他們通過以
COVID-19 疫情為契機,強迫將一切事情全加以網路化。
這一策略,在中國共產黨過往的政策,或者在陳獨秀和毛澤東的共產主義傳統中,都沒有出現過這樣的先例。相反的是,現在,私營(的政府項目)承包商借助於這一策略,通過對資訊科技(IT)基礎設施的控制,來奪取對地方政府的控制。這一策略,與美國奧克拉荷馬州和路易斯安那州正在實施的,由私營承包商來接管地方政府的政策,如朱麗安·羅曼內洛(Julianne
Romanello)所記錄報導的,有許多共同之處。
接觸者追踪(contract
tracing)與面部識別技術(facial recognition technology)、地理圍欄(定位追蹤警報技術)(geo-fencing)、以及強制性的每日PCR檢測,都可以追溯到控制約旦河西岸巴勒斯坦人的科技和政策,以及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蘭德公司(RAND)、和美國國防部其他(國防)承包商等,為美國國防部和中情局所執行的社會操控(social manipulation)研究。
中國正在發生什麼事情?在兩種各有瑕疵的解釋中,媒體讀者們可以自行做出選擇。一方面,有人認為我們在中國看到的科技法西斯(techno-fascist policies)政策,是一種不同於西方的、具危險性的中國文化產物,它威脅到西方的自由及其光榮的憲政傳統。這種威脅,被歸因於共產主義,甚至可以追溯及遠古的、溫馴的中國文明。
另一方面,有其他一些人站出來捍衛中國、為中國提出辯護,說中國是一個新興的、另類於西方的文明,由於它嶄新的科技和經濟實力,因而遭受到日趨衰落、且充滿嫉妒的西方列強的抹黑、造謠、中傷。但是,當談論到中國工人在
COVID-19 疫情下面臨的極權主義式治理時,這些辯護者選擇了視而不見。
容我用我兩位同行(過去,我曾與他們有過密切的意見交流)發表的言論作為實例,來說明這兩種不同的觀點。
以下先引用一位《全球研究》(Global
Research)撰稿人約翰·懷特海(John Whitehead)的文章,來作為中國威脅論的例子。他寫道:
「美國的命運,正在被中國塑造。對我們而言,中國是一切反烏托邦事物的角色模型。它是一個擁有美國債務遠超過其他任何國家的經濟、政治強權,並且正在收購各個不同領域的美國企業。中國是一個邪惡的極權主義政權,經常使用審查、監視、和殘酷的警察國家策略,來恐嚇它的民眾、維持它的權力、以及擴大它的企業精英的數量。」
懷特海筆下所描寫的中國反烏托邦世界,無需爭辯。但這樣的反烏托邦世界,絕對肯定不是「中國製造」。中國地方政府相當大一部份(以及 COVID 監管體制的有效執行——在不同地區之間存在極大差異),已被與像是貝萊德(BlackRock)和高盛(Goldman Sachs)…之類的投資銀行有緊密關聯的私營承包商、以及資訊科技(IT)私營承包商等,所接管與掌控。
但最必須承認的結論——中國和美國勞動人民的生命、自由、和健康,正在被跨國企業所破壞、摧毀。中國和美國勞動人民應該聯手合作,一起共同與這種全球性的接管、收購,進行戰鬥——卻在白宮運用的縮水論調中,被排除了。
許多美國公知,向美國人民灌輸了一種在19世紀已被提出、不斷被重炒冷飯的「黃禍」(yellow peril)論點:中國文化內在具有壓迫性和腐敗的特質,我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以阻止這種文化進入美國。這種妖魔化外國不同文化的努力,是富豪們採用的一種經典策略,目的是將對於本國國內階級衝突,以及對於生產資料的控制…等這類焦點問題的嚴肅討論,轉移到一種簡單化地將憤怒情緒,轉向、針對外國對象的仇視。
媒體提供的另一種觀點,是由像是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等之類的學人所提出的。雅克對於中國的崛起,進行了深思熟慮的研究,他是《當中國統治世界》(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2009)一書的作者。儘管雅克對於中國的看法,比鼓吹「黃禍」的那一幫人,更為平衡、公正,但他決定將中國及其文明,標榜為腐敗、頹廢的西方及其文明的替代品,卻隻字未提 COVID 19 疫情是如何被用來當作實施全面社會控制的藉口,這深深地減弱了他的論點。
雅克最近表示,「中國要實現共同繁榮,建立更加公正、更加平等的社會,這不僅僅是針對中國而言,對於全世界,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息」。但與此同時,他對於中國對新冠病毒採取的政策措施,依然保持沉默不語。就理智上來說,他的這種態度或做法是不誠實的,同時這也表明了:他已然同意與中國、以色列、美國、和其他…等國家的投資銀行與諮詢顧問公司團隊(在中國政府深度妥協讓步下,這些銀行及公司團隊正在徹底改造、重組中國社會),進行合作。
儘管中國——尤其是作為一個在近代歷史上沒有發動過任何對外戰爭、幾乎沒有海外軍事存在的國家——確實在以榨取掠奪為基礎來推動西方經濟發展的西方帝國主義之外,提供了某些替代方案,然而,被跨國企業用來將中國人變成消費者的名牌服裝充滿自戀的廣告、推動讓書籍和報紙不再出現在酒店和其他公共場所、新聞質量的急劇下降(直到最近五年之前,品質上始終優於美國),並且鼓吹以富豪和有權勢者的生活作為年輕人的理想,這些表明:跨國利益集團已經對中國人民發動了一場隱密的戰爭,一點也不遜色於這些跨國利益集團過去也曾經在美國和歐洲發動過的宣傳和改造運動。
那些對於中國採取同情支持態度的人,並未能夠面對這類殘酷的現實,反而是將他們的分析,侷限在讚揚中國更為理性的外交作為、鐵路科技和太陽能方面的飛躍進展,或者中國在非洲投資中避免採取帝國主義的做法…等等,這種不去面對殘酷現實的態度,是不可接受的。
為什麼要稱之為「第三次鴉片戰爭」呢?
那些竭盡全力想要理解 COVID-19對中國的襲擊究竟是甚麼性質的人,最好好好思考一下:上一次,西方列強,特別是倫敦的金融勢力,是如何出手接管中國政治體系、控制中國經濟,並極力貶低、削弱中國文化自身的權威。
展開政治、意識形態、和軍事攻擊的這一過程,是在兩次鴉片戰爭中展開的。英國企業利益集團與中國統治階級的腐敗成員,攜手合作。這些腐敗的官員,在清朝的衰落中,看到了通過推銷英國的對華宣傳——即認為西方文明天生就比中國文明更加先進——以謀取個人利益的機會。
1840 年,英國發動第一次鴉片戰爭,旨在通過政治和文化的攻擊,在東亞建立絕對權威、並剝奪中國的自治權,這不僅使中國經濟陷入貧困,而且削弱了中國人思考自身與國家利益的能力。
英國人採用了他們在印度使用過的同一套策略:在地方層次,發展與地方士紳的腐敗關係,藉此來破壞中央政府的威信,攻擊中國文明本質上是落後的文明,並誘導經濟上對於大英帝國的貿易體系和金融體系的依賴。
當時,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經濟體、受過高等水平教育的人口、以及令人欽佩的,在穩定農業生產和長期可持續發展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不同於其他國家,中國是不可能輕易地就被捲入英國所控制的錯綜複雜的貿易和金融蛛蜘網絡。
英國統治階級無法忍受中國擁有的對英國的貿易順差。在中國的對外貿易中,既不需要英國的產品,也不需要英國的物流網絡,而是自己把大量的茶葉、瓷器及其他的產品,以自身開出的條件賣給英國。
英國人與腐敗的地方士紳,建立了緊密的聯結,並且引入了與當時中國的現實狀況截然不同的,關於火車運輸、郵政服務、金融和銀行業、以及西方醫藥的觀念。英國人在他們出版的書籍刊物、以及在他們後來設立的傳教士學校中不斷宣傳:為了讓中國朝向現代性邁進,必須在中國進行大規模的變革。其中有一些建議是正確的,但大多數都被扭曲了,藉以用來為帝國主義辯護;有一些,像是(經濟)增長和國際貿易是必要且急迫的…之類的概念,深具破壞性。
雖然英國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和第二次鴉片戰爭(1856至1860 年,與法國一起發動)中的勝利,是英國在軍事科技上佔有優勢的結果,但英國人在軍事科技上之所以領先,並不是因為他們比華人更聰明,而是因為他們在18、19世紀經常發動戰爭,由此推動了這些特殊的、軍事科技的快速發展。
同時,使用的習慣性以及無數機構強加給我們諸如「不列顛」(Britain)或「英格蘭」(England)這些具誤導性的詞彙,使得我們只能從國家的角度,來看待各種衝突,並將為了爭奪企業利益而發動的戰爭,誤認為是中、美、和俄羅斯等國總統之間的衝突。
1839年,總督林則徐寫了一封公開信給維多利亞女王,要求她結束不道德的鴉片貿易,然後開始焚燒政府繳獲的非法鴉片,之後在1840年,對中國發動攻擊的,不是「英國」,而是位於倫敦的英國銀行家集團,他們運用他們從拆解印度、孟加拉國、和其他國家所獲得的經驗與技術,制定並實施了分裂中國的計劃,並讓它淪落為一個半殖民地(semi-colony)。
位居於鴉片戰爭核心的組織,是英國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這是一家由英國最富有的權貴所組成的私營公司,它能夠運用英國政府的權威,來正當合理化、並推進它的種種非法活動。
英國東印度公司在19 世紀初,發展出了一套精細複雜的分析系統,藉以用來評估獲取金融利益的機會,以及如何掌握其他國家的弱點以進行剝削。它底下設有各種專家團隊,為了銀行集團們的利益,隨時準備採取行動,包括軍事行動。它也對英國國內的政客們進行游說,慫恿他們同意採取軍事行動,以維護銀行集團們的利益。
英國東印度公司是成立於1909年的情報機構軍情六處(MI6,Military Intelligence
Section 6)之父,更是成立於1947年的美國中央情報局(CIA,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的祖父。這兩個情報機構表面上是政府機構,但絕大部份是在為私人利益服務。
COVID-19作業行動
讓我們繼續往前推進對於COVID-19 作業行動的探究,這是一場偽裝成大流行病( pandemic)的全球政變(global coup d’état),在2019年12月,針對中國和全世界開始發動,並且一直持續到現在。儘管這次作業行動並非只專門針對中國,但在方法和目的上,都很類似於前兩次鴉片戰爭。
作者並沒有擁有關於 COVID-19作業行動如何計劃和啟動的第一手內部資料;很可能沒有人充份了解全貌。然而,目前可以獲得的足夠的信息,已允許我們進行具有鑑識能力的評估。我們堅決反對再去重複這些日子以來,在大部份新聞媒體上廣為傳播的所有相關的虛假信息(disinformation)。
2019年(12月)COVID疫情在武漢爆發——COVID戰爭的開始——背後的策略,根源於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DARPA)、蘭德公司(RAND)、和美國其他機構所進行的機密研究,這項機密研究的內容,關涉到如何運用生物科技、奈米科技、以及網絡戰術,來進行一場戰爭。
情報–安全圈子裡所設想的網絡戰爭,關注的重點並不在於駭客如何對電腦展開攻擊,遠比這更重要的是:對於一般公民的心智或心理狀態,進行駭客式的攻擊,使他們無法進行獨立思考,並且在心理和意識形態層面上,鼓勵一般公民對自戀主義所驅動的消費文化,產生依賴感。鼓吹、推動一種平庸、陳腐的消費文化,以破壞受教育階層在政治層面上所能發揮的理智作用,這是
COVID 戰爭基礎工作的一個關鍵部份。
使用在1986年被發現的一本1950年代(據稱被列為)機密操作手冊——該手冊描述了使用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和自動化(automation),來作為一種統治的策略——中所使用的術語「以無聲武器打一場寂靜的戰爭」,最生動地描述了這種嶄新形式的戰爭。貝萊德(BlackRock)、先鋒(Vanguard)和高盛(Goldman Sachs)等私營金融和情報集團、以及億萬富翁們的戰略團隊,正是資助研發和推動這種嶄新戰略的主要委託人。
中國被挑選作為一個主要的標靶(雖然這項戰略正在全球各地實施):通過推廣人工智能(AI)、智能手機…等,來讓人們的思維急遽地退化,從而創造一般公民對於消費文化和即時刺激的上癮,並迫使人們對科技產生過度的依賴。
中國是一個成熟的標靶,因為現代化的意識形態,一直位處於中國社會的核心,並且在中國知識份子心中,中國在19世紀所受的羞辱、因而必需超越西方的迫切需要,是如此強烈,導致於推動(具有危險性的)自動化(automation)和地理圍欄(geo-fencing),很容易被正當化為中國要超越西方、並走向真正現代化的一種合理手段。再者,中國儒家思想鼓勵對政府角色採取信任的態度,這使得一般公民很難去理解:企業(特別是跨國企業)究竟是如何掌控政府的政策和行政管理。
所有公共場所(包括公共廁所)都必須使用二維碼(QR codes),要求全民都必須接種疫苗,還有,在48小時(有時是24小時)內,必須進行PCR檢測…等,一開始普遍被市民大眾所接受,因為它以比「西方」更先進為理由,被正當合理化了。
這項作業行動,很大可能是由美國和中國的情報部門中的腐敗份子參與策劃、發動的,他們正謀劃建立起一個奴隸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億萬富豪們為整個社會,制定了意識形態和行政管理上的各種規則。
在地方層次上涉入COVID-19政策的、中國藉和外國藉的行動代理人,遵循的是一些私營情報公司所發出的指令,這些私營情報公司與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世界衛生組織(WHO)之類的跨政府機構(大都在蓋茲基金會(Gates Foundation)的控制之下)、以及與全球金融有緊密關聯的其他跨國機構,均存在著密切的合作關係。
利用財團媒體鼓吹及推動美中「新冷戰」(new Cold war),對於上述的這場運動,至關重要。中美雙方的低層政府官員和一般公民,都被灌輸了這樣的說法:由於中美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差,兩國之間不可能進行合作或交流。禁止政府官員、學者、和文化人物之間的互動,或使得互動變得越加困難的指令,讓這類原本是冷戰宣傳的敘述,變成了好像是真有其事那般。
現實的情況是,一小群代表美國和中國超級富豪的關鍵玩家們,彼此之間緊密合作,以推動及促成中國的COVID-19封鎖。
如果有人追問:在中國,究竟是誰在制定這些政策?誰在處理這些數據?或者,誰在管控這些構成二維碼(QR codes)和“接觸者追踪”基礎的電腦作業程序呢?答案必然被認為是中國政府。但真相是:這些政策很少或根本不是由中國政府本身來制定或實施,相反的,中國政府已被一些資訊科技(IT)企業所佔領。而這些資訊科技(IT)企業完全繞過了中國政府,直接向億萬富翁們進行通報(通常是通過以色列和美國)。
涉入2019年武漢 COVID-19作業行動 的那些人,對中國政府部門中反對他們的人,進行了無情地攻擊,他們與私營諮詢顧問公司和情報承包商攜手合作,建立了他們自己的影子政府(shadow government)。
中國(或與此作業行動有關的美國)影子政府,從它控制了政府所依賴的資訊科技(IT)將數據賣給出價最高者,對政府所有內部通信的傳輸、存儲、處理過程的控制,使得建立一個為億萬富翁們的利益而運營的影子帝國(shadow empire)成為可能。他們運用一種精心測定的過程,來降低公民的思考能力,並在經年累月之間削減人們運動和行動的自由。這項計劃以很緩慢的方式來引發社會的巨大轉變,緩慢到足以避免被一般公民發現(特別是如果他們沉迷於智能手機的話),但也足以快速到讓有效抵抗的組織行動變得十分困難。
特別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共產黨不斷被西方媒體描述為世界上極權主義的獨一無二的根源,然而,它往往也是能夠抵抗科技法西斯主義(techno-fascism)大軍前進的唯一一股力量。當西方企業忙於從組織中削減員工、實施以人工智能(AI)為基礎的自動化,並將政黨轉化為投資銀行的附屬零件時,實際上,中國共產黨的做法是:召開大量人員參與的會議,就需要詳細考慮細節的政策,進行具體的辯論。
走遍中國的任何一座城市,都可以明顯發現:在社會表層底下,正在發生的是一場什麼樣的戰爭。
I-phone手機、義大利名牌服飾、含高糖量的加工食品、以及由跨國企業所生產的其他消費品……種種的廣告,從一般公民被轉變成為消費者所身處的每一個角落,尖聲狂叫地嘶喊著。
上述這場運動創造了一個絕不妥協、讓步的貨幣經濟,並且與全球金融網絡相互連結。年輕人聚集在I-Phone休憩空間,就平庸陳腐的話題,互相發傳八卦消息,或者在時尚的餐廳裡吃吃喝喝,與對勞動人民所面臨的現實的認識與覺醒,隔著一大段遙遠的距離。
但與此同時,沿街張貼的海報,呼籲一般市民要講道德、尊重他人、保持城市清潔、並且關愛家人。這些鼓勵道德行為的海報,讓我回想起了童年早期我(在美國)所親眼目睹、親身感受的東西。這些東西在美國已經消失很久了。
這些想要建立一個講求道德倫理的政府的種種努力,是中國共產黨的產物,這完全不是各種外國勢力會去關注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