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比天安門廣場，更能燃起典型西方人（consciousness of typical Westerners）的強烈感受，也沒有什麼事件可以比1989年的學生抗議事件，更能引起典型西方人的普遍關注了。但是這些故事在好幾個層次上都是錯誤的。西方媒體從未報導過，1989年6月4日那一天，光在北京，就發生了兩個各別的、不同的事件。
本文由大揭露編委會編譯，如欲轉載請務必註明來自【地球機密檔案館】( https://earthconarc.blogspot.com/ )
作者：賴瑞·羅曼諾夫（Larry Romanoff）
日期：2019年9月24日
出處：https://www.bluemoonofshanghai.com/politics/tiananmen-square-the-failure-of-an-american-instigated-1989-color-revolution/
地球機密 發佈日期：2021年6月4曰
地球機密檔案館 重新發佈日期：2024年5月22曰
在中國，沒有什麼地方可以比天安門廣場，更能燃起典型西方人（consciousness of typical Westerners）的強烈感受，也沒有什麼事件可以比1989年的學生抗議事件，更能引起典型西方人的普遍關注了。但是這些故事在好幾個層次上都是錯誤的。西方媒體從未報導過，1989年6月4日那一天，光在北京，就發生了兩個各別的、不同的事件。其中之一，是學生抗議活動，持續了好幾週，達到高峰時，有數千名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靜坐，最終在6月4日終止。另一個，同樣是在6月4日當日，也發生了一次為時一天的工人罷工（也許不是偶然的），當時一群工人對他們的生活遭遇感到不滿，他們獨立於學生，並且是在不一樣的地方，組織了抗議活動。基於明顯可以看得出來的一些理由，工人的抗議是了解當日事件的必要焦點，因此，我將從這裡開始。
工人們的抗爭
一群工人聚集在一起，在距離天安門廣場五、六公里遠、一個名叫木樨地的小區的幾條街上，設置了路障，有數百名成年工人參加，還有數目不確定的一些年輕人。然而，在現場，還有第三組人數相當大的群體，而據我所知，這些人從來沒有被清楚地識別出來，儘管從照片看，明顯的，他們不是工人，也確定不是年輕學生。（1）暴徒，或者是無政府主義者，可能是適當的形容詞，但這些事實似乎支持最終的結論（以及我個人的判斷）：他們是僱傭軍（mercenaries）。（2）
政府派出十幾輛巴士載運過來的士兵，還有幾輛裝甲運兵車（APCs），來清理路障，並重新打通街道的通行。（3）當這第三組人襲擊試圖清除路障的年輕士兵時，暴力開始了。他們早做好了充份的準備，至少裝備了數百枚、甚至數千枚的汽油彈，並立即將士兵們仍在裡頭的十幾輛公共汽車和幾輛裝甲運兵車，引爆燃燒起來。兩類車輛中的許多士兵，都逃脫了，但其他許多人沒有逃脫，許多人被燒死。有無數死去的士兵被燒成酥脆的照片，一些屍體被暴徒懸掛在路燈柱上，其他一些屍體躺在街道上，或者在他們死亡的天橋階梯或人行道上，還有一些懸掛在巴士車窗或裝甲運兵車外面，只有一部份士兵在被火焰吞噬之前逃脫現場。有文件記錄的報告和照片顯示，那幫暴徒成功控制了一輛裝甲運兵車，在開車穿過街道的同時，在轉塔（turret）上發射機槍。（4）直到那時，政府才派出武裝士兵和軍事裝備來。
政府報告和獨立媒體人士普遍聲稱，在暴力消退之前，總共有250到300名之間的平民死亡，但已經有類似數量的士兵被殺。當警察或軍人遭受到這種方式的攻擊時，他們一定會使用武力來保衛自己，不能為此而受到挑剔、指責。如果您或我是現場的軍事指揮官，看著我們的士兵遭到攻擊並被焚燒致死，我們也會做出同樣的反應或處置。據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找不出政府的反應有什麼過失或不對。
這是一段在場的目擊者的報告，摘錄自《天安門的月亮》（Tiananmen Moon）這一本書：（5）
「……有一種我以前未曾注意到的新元素，年輕的龐克（punks），在外觀上肯定不像學生那樣。大學生綁著頭帶和穿著繫有大學別針的簽名襯衫，但這些人穿著廉價的、不合身的、化學纖維材質的衣服，和寬鬆的風衣。在我們的燈光下，他們的眼睛閃爍著惡作劇，大膽地露出了隱藏的莫洛托夫雞尾酒（Molotov cocktails）（土製燃燒彈）。這些穿著短褲和涼鞋、攜帶著汽油炸彈（petrol bombs）的龐克（punks）是誰呢？當時，政府對於汽油（Gasoline）配給量額的管制是很嚴格的，因此他們不可能自發地就出現、擁有這些物資。是誰教導他們製造瓶裝炸彈（bottle bombs）？這些縱火燃燒的器材（incendiary devices）又是為誰準備的呢？
有人保護性地把我拉走，加入到幾個試圖對場面發揮一些控制作用的、綁著頭帶的學生群裡。他費盡他身上那件寫滿著絕食者簽名的襯衫仍然發揮的很小很小的道德資本，為無辜的士兵辯護。『讓車子裡的人出去，』他哭叫著。『幫助士兵，幫助他脫身！』情緒被攪亂、煽動的聚集群眾，已失去了憐憫之心。憤怒，血液已漸凝固的聲音，在我們周圍迴盪。『殺死這個混蛋！』一個人說。然後是另一個聲音，比第一個叫喊的聲音更令人不寒而慄：『他不是人，他只是一個物體。』『殺死他，殺死他！』旁觀者大聲喊叫，血腥的熱情，現在被激盪到了一個高潮。『站住！不要傷害他！』孟懇求著，他向前試圖與這些攜帶著武器的人說理時，我落在了他後頭。『停下來，他只是個士兵！』『他不是人，殺了他，殺了他！』一個聲音說。『退回來，退回來！』有人用盡肺部的力氣尖聲叫喊著。『別管他了，士兵不是我們的敵人！』當士兵們癱軟無力的屍體被放進救護車之後，暴徒們開始攻擊救護車，幾乎撕開了後門，試圖將被燃燒受傷的士兵拉下來殺死他。之後，被燒焦的士兵屍體被懸吊在路燈燈柱上，並且從裝甲運兵車上，取走了大量彈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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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關於工人騷亂的報告內容：
「騷亂暴徒（Rioters）先是阻擋了軍車及其他車輛，之後砸爛並燒毀了它們。他們還搶奪了槍支、彈藥、和收發器。幾名暴徒搶奪了一輛裝甲車輛，並且在沿街行駛時開槍射擊。暴亂者們還襲擊了民用設施和公共建築。數名暴徒甚至將載有汽油桶（gasoline drums）的公共巴士，開往天安門城樓，企圖縱火焚燒這座城樓。當一輛軍車突然在長安大街上拋錨時，暴動者將它包圍，並用磚塊砸死了駕駛員。暴徒們野蠻地毆打並殺死了許多士兵和軍官。在崇文門，一名士兵被從天橋扔下，並焚燒致死。在阜成門，一名士兵的屍體在被殺後，被倒吊在立交橋的欄杆上。在電影院附近，一名軍官被毆打致死，他的屍體被懸吊在一輛燃燒的公共汽車上。
在此次暴亂中，有1,280多輛汽車被燒毀或損壞，其中包括1,000多輛軍用卡車（military trucks）、60多輛裝甲車（armored cars）、30多輛警車、120多輛公共巴士和無軌電車，以及70多部其他種類的機動車輛（motor vehicles）。戒嚴部隊人員（martial law troops），在被迫向空中開火以掃清前進的道路之前，已傷亡慘重。在反擊中，一些暴徒被殺，圍觀者中有一些被流彈擊中，還有一些是被武裝暴徒打傷或殺害。根據可靠的統計數字，3,000多名平民受傷，包括36名大學生在內的200多人被殺。同樣，有6000多名法警和士兵受傷，數十人喪生。」（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的電報，證實了該報告的基礎事實，以及人員傷亡估計）。（4）
儘管決定性的直接證據仍然很少，但看起來可以確定的是，這次暴亂有大量的外部幫助（outside help）。除了怪異、不尋常的時機之外，存在著太多證據表明：為暴力，以及所使用武器的供給，早已作好了事先的準備。當時汽油的配給量額，極為緊縮且有嚴格限制，因此此次暴亂事件所需要的汽油容量，根本無法取得。黑手安排了補給線，並提供了製造和使用汽油炸彈的教導說明，而汽油炸彈（gasoline bombs）這些東西，在此之前，在中國幾乎是聞所未聞。
在身份仍然未被識別出來的第三群體（still-unidentified third group）中，也存在著太多外部煽動（external incitement）的跡象，這個群體的暴力行動（violent actions），與在場圍觀群眾的情緒，不存在著直接的關聯。在木樨地爆發出來的暴力之巨大，很大程度需要先前一段按計劃循序漸進地情緒醞釀、製造、和引導的過程（prior emotional programming），不可能源於一次單純的工人罷工就自發性地產生，這一點幾乎可說是存在著外界干預（external interference）的一項保證。在任何國家，對政治不滿的公民都可以透過遊行或抗議，來發洩真實的或想像中的不滿，但是將年輕的士兵焚燒致死，並將他們燒焦的屍體懸吊在路燈柱上，這不會是想要「民主」的天真的學生們、或抗議不合格的社會契約的工人們的行為。（7）它們幾乎通常是在幕後，有人進行大量有計劃性的煽動（substantial programmed incitement）的結果，通常目標是導向於政權更替（regime change）。
學生抗議
簡而言之，學生們聚集在廣場上，等待機會提出各種不同的、處理社會政策、感受到的貪汙腐敗、理想主義……等等的請願書，事實上，就是那些我們在當學生時，同樣想要在世界上做出改變的所有同樣的東西。由於政府沒有立即做出回應，學生們便在廣場上紮營並等待。政府官員與學生進行了數週的會談，並最終確定了6月4日為撤離廣場的期限。士兵是在前一天被派往廣場的，但他們沒有武裝，只攜帶警棍。根據所有的報導，學生與士兵之間沒有任何敵意。彼此之間既沒有哲學上的爭論，也沒有把彼此視為敵人。事實上，照片和報告顯示，學生們在保護士兵們避免遭受憤怒的旁觀者（angry bystanders）的攻擊。
在當日晚上和整個夜晚，學生和士兵之間在一些時段反覆進行了一些討論。接近全部的學生都被說服在當日晚間離開了廣場，剩餘的一小部份人則在第二天早晨離開。第二天早上，坦克和推土機確實進入了廣場，將前三個星期堆積的所有帳篷和垃圾壓平，然後將垃圾推成一些大堆，將它們焚燒。這顯然是那些聲稱「成千上萬的學生」（thousands of students）被穿過廣場的坦克壓死的說法的起源，但現實上在現場的這些人只是清理人員，當推土機和重型機械抵達廣場時，學生們早已離開了。眾多具有良好聲譽的消息來源（8-15）提供的壓倒性證據表明：廣場上沒有發生任何暴力，沒有任何學生被殺害，而且從未發生過任何「天安門廣場大屠殺」（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顯然聽得到的槍聲，是來自於遠處，但是有少數報導說有聽到來自廣場內部的槍聲，這些報導後來很快就被質疑、打臉了，並且如上所述，廣場上的士兵並沒有武裝。（16）
永遠存在的黑手
1980年代後期中國的學生運動，在它的起源上，可能是自發性地產生的，表面上看來這種說法似乎是合理的，但是，也不缺乏充份的證據表明：在學生們聚集在天安門之前很久，整個學生運動就已經被美國政府部門的一些機構迅速地劫持了。打開被封鎖住的門並尋找出事件的細節，固然需要花費一些時間，但不再存在爭議的是，中國學生運動的領導者們，是由美國國防情報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的官員羅伯特·赫爾維（Robert Helvey）上校，在香港和廣東進行了培訓。羅伯特·赫爾維（Robert Helvey）上校代表美國軍方和美國中情局（CIA），花費了30年，在全亞洲到處煽動革命（instigating revolutions）。（17）
沒有任何理由可以質疑這樣的說法：一如今日，當時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主要部份，在於以各種方式嘗試破壞中國內部的穩定，甚或煽動發起一場大規模的（反）革命動亂，以打開美國的影響力和控制力量（US influence and control）進入中國的大門。今天越來越清楚的是，1989年的學生運動，是這套戰略的一個關鍵部份，這套戰略由美國國務院精心策劃，並得到當時的美國總統老布希的完全批准。（18）
我居住在中國，多年來一直是一本廣被閱讀的新聞通訊的編輯，該通訊使我可以被信任地訪問了在這段時期（1989年）還是中國大學生的約2500名中高層企業管理人員，其中許多人都參與了學生運動，其中還不僅是只有少數幾個人待過天安門廣場。我已經與他們中的許多人詳細討論了學生運動和當時的事件。除了證實我的觀察和結論之外，他們的評論和證詞還強烈表明，與政府大規模對抗以及選擇天安門廣場作為抗議活動地點的想法，並非源自於他們自己，而是「從外部某些地方」（from somewhere outside）策劃的。
有必要了解，1989年的中國學生運動，絕對不是「支持民主的運動」（pro-democracy movement）。在它的起源上，學生抗議活動主要是實用主義者的公民，其次是中國文化。在學生們的想像視野中，他們自認為是具知識份子身份的抗議者，而不是政治活動家，沒有想要他們的政府去複製西方的政治結構。從我與許多以前的學生的討論中，「民主」的提法，是由美國中情局的訓練員和操控者（CIA handlers）強加給他們的，以當作實現學生們實際的和文化的目的（practical and cultural ends）的最佳方法。這些文化目的，未必有多深不可測。學生領袖之一吾爾·開西（Wu’er Kaixi）用不同的話語，回答了有關於他參與運動的問題：「因為我們想要穿上西方的品牌，帶我們的女朋友去像美國人去的那樣的酒吧。」
我與之交談過的許多學生，尤其是那些實際在廣場上出現過的學生，都向我講述了來自於各種不同的美國政府管道為他們所提供的物資。他們特別提到了數不清的數以百計的科爾曼野營爐灶——這種東西對於當時的中國學生來說，太過昂貴了，根本就買不起。許多人對於這些及其他物品的完備供應鏈，都發表過評論。供給線所提供的，除了學生用品的之外，另外還有手冊、說明書、訓練、戰略、和戰術，以及自香港廣播的《美國之音》（VOA）很有耐心的煽動性言論。想要合理地質疑或挑戰美國人就是在幕後操縱的木偶大師（puppet-masters）這種說法，是不太可能的。
根據一份政府報告，當時許多美國人積極地在暗中主使或幕後操縱（stage-managing）那些所謂的學生領袖，這已違犯了當時在北京部份地區實施的戒嚴令。現在任職於《華盛頓郵報》的潘文（John Pomfret），當時是《美聯社》（AP）駐北京的通訊員，也是在這些亂黨頭目（ringleaders）之間傳遞信息的一個重要管道。艾倫·佩辛（Alan Pessin）則是當時《美國之音》（VOA）駐北京的通訊員，藉由非法的《美國之音》的新聞廣播，不但觸犯了當時的禁令，而且不斷地播放各種歪曲的報導、散佈各種謠言、並在學生之間鼓勵叛亂和暴力（rebellion and violence）。（19）
潘文（John Promfet）
艾倫·佩辛（Alan Pessin）
25年前（1989年），天安門廣場真正發生了什麼？
當時的大多數大學生都會告訴你，《美國之音》（VOA）對他們的影響，以及《美國之音》所描繪的所謂「自由與民主」（freedom and democracy）的圖像。他們講述了深夜在他們的宿舍裡收聽《美國之音》的故事，以及是如何在他們的想像中，建立起一個充滿自由與光明的幸福世界。《美國之音》：
「是世界上最值得信賴的、來自美國和世界各地的新聞和信息的來源。」
他們也證實，在天安門廣場靜坐活動的那幾週期間，《美國之音》每天24小時一直從他們的香港電台向學生廣播，這提供了挑釁性的鼓勵，並提供了有關戰略和戰術上的指導和建議。
一開始即參與廣場靜坐的一名學生，這麼寫道：
「我們安定下來，並繼續我們的研究。我們約會了，找到了我們喜愛的人了，許多人想要出國。到了我們畢業的時候，幾乎不存在任何有關於學生運動的討論了，我們也不再收聽《美國之音》了。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持續地思考著，那就是《美國之音》到底扮演著什麼角色。許多學生在學生運動之前、運動期間、和學生運動之後的短暫時間，是《美國之音》的粉絲。即使當我們在廣場上的時候，許多學生也持續在聽他們的節目，好像只有他們才能夠告訴我們當前發生了什麼。我記得在某一個階段……我理解到自己是多麼愚蠢……」
另一名學生做出了這樣的評論：
「但是，1989年的學生運動是被某些人所操控，這是真實的，不是嗎？學生們除了情感和對政治膚淺的知識之外，什麼都沒有。我們開始只是要求官員清理腐敗，然而口號卻以某種方式被引導、轉變為『要求民主』（demanding democracy）。
這兩類要求之間，在政治含義上，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那麼，什麼是「民主」？西方實行的是哪一種民主？中國適合實行的又是什麼樣的民主？坦白說，我（我們）絲毫沒有頭緒。換句話說，我不知道我真正想要的是什麼。我單純只是有這個……導致的衝動，走上街頭，喊口號。好像我參加，只是為了參加，而親身經歷與體驗了學生運動這樣的簡單事實，讓我深受感動。然後，事情就失去了控制。但是因為學生領袖拒絕改變立場，所以學生就不會讓步或退縮。所以整個事情就拖了下去。然而奇蹟發生了，那些「領導者」（leaders）以某種方式成功地撤離了廣場，沒有受到傷害。自1989年之後的許多年來，我一直抗拒去接受這樣的事實：我和其他學生實際上是如此愚蠢和天真，以至於被其他在幕後的人所真正地操控。」
在西方人和中國人的認知裡始終認為，天安門廣場的學生聚集，是自發性的、理想性的、尤其是以和平的方式進行的。它的起源，有可能是具有理想性的，但絕非是自發性的，而到了五月和六月，潛在的和平性質很快就告終了。1995年，美國長弓集團（Longbow Group）的兩位電影製片人韓倞（Carma Hinton，即卡馬·辛頓）博士和理察·戈登（Richard Gordon）發行了現在相當著名的、有關於天安門廣場事件的紀錄片，片名就叫《天安門》（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20）天安門學生中自我聲稱為保衛天安門指揮部「總指揮」（Supreme Commander）的柴玲，多年來一直對這家電影公司提起法律訴訟（21），主要是因為這部紀錄片中放進去了一段美國記者菲利普·康寧漢（Philip Cunningham，即影片中稱呼的自由撰稿者金培力）在1989年5月28日對柴玲的採訪時拍攝的錄像影片，而在這段錄像影片中柴玲的談話，似乎牽連到柴玲當時犯下的一些罪行或過失的罪責問題：
「同學們總在問，『下一步幹什麼？我們能達到什麼要求？』我覺得很悲哀，我沒辦法告訴他們，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就是流血，就是讓政府最後無賴至極時，用屠刀來對著它的公民（即學生）。只有當廣場血流成河時，中國人民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只有這樣，他們才能真正團結起來。但這種話怎麼能跟同學們說呢？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同學，有一些什麼上層人士、什麼人物名流，他們居然為了達到個人目的，完成自己的交易，拼命地幫助政府，不讓政府採取這種措施。在政府最終狗急跳牆之前，把我們瓦解掉、分化掉，讓我們撤離廣場。所以，我覺得很悲哀，這些話我沒法直接跟同學們講，就是說，我們就是要在這裡流血，用我們的鮮血和生命來喚起民眾。同學們肯定會這樣做的。但他們還是年輕的孩子們！」
如果這還不夠清楚的話，在此，柴玲已公開表明了她的意圖：就是要去挑釁、要去激怒政府採取一種暴力的軍事解決方案，讓天安門廣場流滿了學生們的鮮血——明明白白的，目的是為了「團結人民」，以煽動起新一波廣泛的政治革命。然後，她哀嘆說：（1）她無法直接向學生們講：他們的生命本應為此革命目標而犧牲；（2）「真正可悲的是」，有些人「為了他們的自私利益」，試圖通過避免政府訴諸於暴力措施，來避免血流成河，並試圖在學生抗議活動變為暴力之前，解散他們。
康寧漢然後問：「自己會繼續在廣場上堅持嗎？」「我想我不會的。」「為什麼呢？」柴玲回答：「因為我跟大家不一樣。我是上了黑名單的人，被這個政府殘害，不甘心，我要求生……我就這樣想，不知道會不會有人說我自私，但我覺得，我的這些工作應該有人接著幹下去，因為這種民主運動不是一個人能幹成的！」最後，「但我不得不說，有時候我想，中國人，我不值得為你奮鬥！我不值得為你獻身！」
在錄像影片中，有一段該死地指涉到了美國人在指導學生抗議活動時的那種冷血無情（cold-bloodedness），藉由柴玲口中吐露了出來：在學生們已經投票決定結束抗議並撤離廣場之後，她的香港指導員仍在催迫她和學生們留在廣場上，繼續鼓動攪亂，直到他們的挑釁激怒政府，促成了他們自身的血流成河為止，不斷地鼓勵他們以犧牲自己的生命，來作為吸引全世界關注和同情的唯一途徑，而在某種程度上，已將這變成為他們達成他們所謂的目標或理想的重要關鍵。她整個訪談的逐字稿和錄像影片，以及讀者的評論，都可以在網路上取得。（22）
美國的計劃是煽動學生，不僅去激怒政府，而且最終是要能充份地激起中國政府的暴怒，以對學生採取暴力鎮壓，並期望中國政府對學生的暴力鎮壓（violent crackdown），又反過來驅使一般民眾參與進去美國設計好的「顏色革命」的套路之中，最終導向推翻中國政府，乃至中國的崩解。按照這一計劃，學生先是被推向了開始提出要求「民主」，緊接著，很快地又推出要政府下台這種堅決且過份的要求。作為整個過程的一部份，學生們被詳細介紹如何在廣場上以混凝紙塑造一座巨大的「民主女神」（goddess of democracy）雕像。1989年6月2日，在為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James A. Baker）準備的一份情報摘要報告中，特別強調希望這座雕像會「激怒（中國）高層領導人，並迅速做出回應」，並提到學生們（或者，實際上更可能是美國政府）希望雕像的豎立，會刺激「（中國）當局做出過度反應，從而為他們漸趨停滯的運動，注入新的活力」。（23）在所有國家的所有案例之中，學生和年輕人都很容易被吸收和納編到美國想要在當地進行的政權更替（regime change）的作業行動之中。西方人可能不容易理解，1989年的北京，在任何物質性的層面上，並沒有什麼太大不同。
在中國政府宣布戒嚴之後，柴玲背後的美國木偶大師迅速將他們的攻勢擴大升級，包括散發傳單煽動反政府的武裝叛亂、呼籲學生和公眾「組織武裝力量，反抗共產黨及其政府 」、甚至於實際製作出一張他們計劃殺死的政府官員的名單，鼓勵學生為此目的而去取得槍支。她聲稱他們將永遠不會屈服，並將與政府「戰鬥到底」（would fight to the finish），計劃直到最後，在天安門廣場引發一場血腥事件。
中國倖免於遭受一場全國性災難的主要原因，是政府非常有耐心的、以及不強勢不脅迫的溫和立場，這有助於削弱來自於《美國之音》及他們在北京的指導員的煽動性言論，以及在香港的幕後操縱者催促把運動推向血流成河的強烈渴求。結果是，當撤離廣場的最後期限逼近時，學生們放棄了他們的「總指揮」（Supreme Commander），並同意以和平的方式離開，這意謂著美國人根本就沒有時間了。我的感覺是，中國受到了老天爺（Providence）的保護，因為暴力和流血的幽靈，可能真的已經非常非常逼近了。（24）
當原本期望的流血事件開始時，事先已經擬定的精密複雜的計劃便會啟動，以通過秘密管道，將學生領袖們偷運出國。「黃雀行動」（Operation Yellowbird）（25）是以香港為行動總部的美國中情局的計劃（Hong Kong-based CIA scheme），旨在通過提供政治庇護、提前發給的美國護照、協助他們逃離中國的安排…等等，在美國大使館的外交保護下，幫助學生抗議活動和木樨地暴力事件的領導份子逃脫逮捕。美國中情局在這方面發揮了核心的作用，但英國軍情六處（MI6）和法國情報機構，也參與其中。當抗議活動計劃失敗，學生四處逃逸時，主要的領導份子先是逃到了香港，然後再運送到美國。（26）木樨地暴力事件中的一些領導份子得到幫助逃走了，其他一些領導份子則逃入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受美國的政治庇護，美國人拒絕將他們交出給中國當局。（27）
同樣，由於他們為破壞、摧毀自己的國家所做的努力，這些學生領袖們得到了美國人的豐厚回報，包括獲得了享有盛譽的大學學位、良好的工作、以及美國中情局（CIA）的薪水，以繼續在煽動中國政治動亂方面做出貢獻。柴玲被授予普林斯頓大學的政治學榮譽學位，獲得了在貝恩公司（Bain & Co.）擔任管理諮詢的工作，並且是一間專門為她創立的、負責譴責當時中國一胎化政策的非政府組織（NGO）的受薪主管。吾爾·開西（Uuer Kaixi）實際上是一個經常出狀況、惹麻煩而又性格不穩定的維吾爾族人，維吾爾語名叫Uerkesh Daolet，並獲得了一張哈佛大學自由通行證的獎賞。劉曉波以每年30,000美元的美國中情局津貼留在中國，他的任務是在美國國務院的指示下激怒中國政府。
前進的道路
美國人在木樨地被點燃的暴力中所獲得的成功，或許遠遠超出了他們最瘋狂的預期，但他們主要的努力——通過挑釁、激怒，以促成天安門廣場的血流成河，並以此提供新一波政治革命與推翻中國政府的可能獎賞——卻悲慘地失敗了。
美國國務院所面對的最直接的問題是，他們在木樨地的成功，從政治的觀點來看，並不是特別有用的勝利，因為它並沒有長期政治宣傳的價值。在西方，尤其是看到士兵被殘殺的照片時，沒有人會特別同情一個遙遠國度的工人起義，在一兩天內它就不再是新聞了。美國人想要的、最需要的，以及他們最希望獲得的獎品，是死亡學生屍體的照片，以及在街頭上學生流血的照片，因為這些才能絕對有效地引發全世界各地普遍的譴責。但是，隨著天安門廣場上的和平解決方案，這樣的照片並不存在，所以他們收集了木樨地的屠殺和屍體的照片，並將這些照片呈現給全世界，作為中國政府在天安門廣場屠殺學生——一個完全是虛構性的故事——的證據。
自1989年6月4日在天安門廣場發生的學生抗議活動至今，已有30年了。儘管所有確切無疑的文件都證明，在中國從來沒有發生過任何學生大屠殺事件，但美國政府及操控者一直拒絕放棄這個獎品，因為它具有強大的政治宣傳價值——這讓西方國家數十年來能夠將中國定義為「一個由（軍人的）長統靴、步槍、和思想警察統治的國家」。毫無疑問的，這是歷史上最大的政治宣傳勝利之一，把一個由美國國務院所贊助發起的、儘管失敗了的顏色革命，轉變成了三十年來可以不停地鞭打中國的一根大鞭子。它是如此成功，以至於由《紐約時報》（NYT）帶頭領導、但幾乎每一家西方媒體都緊跟其後，在每一年6月，照例發表了一種類似「週年紀念性的故事」（anniversary story），以繼續榨取其殘餘的政治宣傳價值。這個虛假的故事，30年來不斷被反覆灌輸進入西方人的意識之中，已經到了幾乎不可能對天安門廣場事件進行任何理性討論的地步，因為它承載著太過巨大的情感包縛。
2011年，《維基解密》（Wikileaks）公佈了1989年6月4日從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發給華盛頓的所有電報，證實學生運動和平地結束了，並且沒有暴力衝突，在天安門廣場沒有發生學生大屠殺，而且重要的是，也同時證實木樨地暴力事件的一些重要的基本事實……，於是這個（天安門廣場）故事的某些遺失或缺漏的部份，開始到位。同樣，在學生解散當時，同時也待在天安門廣場現場的一些可敬的國際新聞記者、外國攝製組、和一些外國外交官，寫書和文章提出見證：學生靜坐活動和平地結束了、天安門廣場上一場學生大屠殺的故事純屬虛構。
如果說1989年6月4日北京發生了一場大屠殺，那麼它應該是在木樨地，而不是在天安門廣場，而且被屠殺的是士兵，而不是學生，同時所有證據表明，這場屠殺是由美國國務院和「美國中情局」主導策劃的。儘管應該為組織策劃這些暴力事件，而遭受譴責及擔負責任的是美國政府，但美國人也應該因為他們本身就是幕後木偶大師操縱的木偶，而同樣遭受譴責及擔負責任。至於針對中國的陰謀，比我在這裡所能說明的，要廣泛和陰深的太多太多……。
【注釋】
（1）從照片中可以看出，有一些人看起來像是新疆維吾爾族，其中五個不同的群體中，四個是屬於非常善於社交的那種，最後一個似乎在基因上是傾向於幾乎任何類型的犯罪。
（2）組成這種類型的單位，通常需要事先培訓和現金支付。美國駐中國總領事館堅持只用現金繳付中國公民申請美國簽證的費用（每人1,000元人民幣），其中一個理由是，這筆錢繞過了銀行系統，可自由地運用於地下操作。如今，這種做法每年可以創造出沒有留下任何交易痕跡的、超過8億人民幣的收入。
（3）應用軍方的力量於民間的用途，在中國，遇到颱風和洪水的人員疏散、山體滑坡和地震救援、以及其他類似緊急情況，是一種正常的作業。這些不是坐在武裝車輛上的武裝士兵，而只是身強體健的人，是在這種情況下經常需要的、大量的、接受指揮的人。在木樨地，這些全都是年輕人，照片中出現的，大多數大概是20出頭的人。他們沒有武裝，而是乘坐普通的城市大巴到達現場。
（4）1989年6月4日給美國國務卿貝克的《早晨情報摘要》，描述了木樨地發生的暴力事件，並提到平民是「如何聚集在軍車周圍。裝甲運兵車被縱火燃燒了，示威者用石頭、瓶子、和莫洛托夫雞尾酒（土製汽油彈）圍攻了部隊。」
（5）我沒有取得此書的網路連結。我相信它已經絕版，但可能可以從二手或三手網站下載獲得。
（6）如果我們仔細閱讀，即使從這份微小的報告中也可以明顯看出，第三類群體，即「僱傭軍」，既沒有與工人、也沒有與學生一起行動，而是不知名的外來者，他們違背和凌駕了公眾的意願，追求他們自身已經準備好的暴力議程，在他們展開的屠殺中，是以一個團隊的方式發揮作用。
（7）幾年前，中國新疆維吾爾族人發生了極為相似的、不受控制的暴力行為，他們轟炸了警察局，隨機燃燒了數百輛汽車和公共汽車，並濫殺了數百人（大部份是警察），並不是像西方媒體所說的那樣是自發性的叛亂以反抗北京的零容忍政策，而是一種經過深思熟慮的、將情緒按程序操控的過程的最終結果。叛亂被鎮壓後，政府在這些人的手中找到了數千本外國提供的「反抗」（Otpor）手冊、煽動性的DVD、炸彈製造說明書…等，所有這些很清楚的都是一個計劃中的一部分。今天，香港的騷亂，展現了相同的基本套路。
（8）只需看一眼任何一張顯示暴力或混亂的已發佈照片，就可以讓對北京只有短暫熟悉的任何人，立即看到這些照片沒有一張是在天安門廣場拍攝的。只是由於世界對中國的了解不足，才讓美國政府和國際媒體，得以犯下這一龐大的欺詐行為。
（9）1989年6月22日從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發送給華盛頓美國國務院的電報，是一份文件，用其作者的話來說，是「試圖讓有關6月3日至4日晚上發生的事件紀錄正確」。它聲稱，與西方媒體的報導相反，在天安門廣場沒有發生任何死亡，死亡是發生在其他地方。它還確認了傷亡人數的估計數字。在《維基解密》（Wikileaks）公佈這份電報之前，這份電報的內容被隱藏了20多年。
（10）除了中國政府的報導和紀事，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的電報，以及在廣場上現場的許多可敬的新聞工作者和外交官的書面證詞外，一組西班牙新聞攝影隊，也在現場拍攝我相信今日依然存在的、關於和平清理廣場的影片。這些影片從未被播放過。
（11）西班牙駐華大使歐金尼奧·布雷戈拉特（Eugenio Bregolat）當時與西班牙攝製組同在廣場上，並寫了一本關於這一事件的書，在書中他對西方媒體編造大屠殺的故事，表示憤怒。使用英語的國家/地區的出版商，行動一致地拒絕印刷出版這本書的英譯版，而亞馬遜則拒絕遞送原文版。
（12）1998年《哥倫比亞新聞評論》進行了詳盡的研究，發表了傑伊·馬修斯（Jay Matthews）撰寫的一篇文章，標題為〈天安門的神話和消極新聞業付出的代價〉，《哥倫比亞新聞評論》， 2010年6月4日。
（13）2009年，當時擔任英國廣播公司（BBC）駐北京記者的詹姆斯·麥爾斯（James Miles）承認，他「傳達了錯誤的印象」，「天安門廣場沒有發生大屠殺」，他聲稱「我們把主要故事講對了，但某些細節是錯誤的」。
（14）《紐約時報》，1989年6月5日。尼可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f）的文章，證實了學生靜坐的和平結局。
（15）〈一個大屠殺神話的誕生：西方如何製造一個從未發生過的事件〉；日本時報； 2008年7月21日，作者：格雷格·克拉克（Gregory Clark）。
（16）一些西方記者發表了「現場報導」，詳細介紹了他們從北京飯店窗戶看到數百名學生被機槍射殺的景象。他們的報告受到那些揭露從北京飯店不可能看得到該廣場的其他人的嘲笑和譴責。維吾爾族學生領袖吾爾·開西（Wu’er Kaixi）也提出了類似的宣稱，但當外國記者們指出他聲稱看見那些事件的當時，他被看見人在北京遙遠的另一側，吾爾·開西遭到了狠狠地打臉。
（17）羅伯特·赫爾維（Robert Helvey）上校組織了越南和緬甸的學生革命，與「反抗」（Otpor！）一起在塞爾維亞，與克瑪拉（Kmara！）一起在格爾吉亞，與波拉（Pora！）一起在烏克蘭，還有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天鵝絨革命」，然後又把他的才能散播到非洲和南美。羅伯特·赫爾維與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資助的愛因斯坦研究所（Einstein Institute）的吉恩·夏普（Gene Sharp）有緊密聯繫。愛因斯坦研究所成立於1983年，是哈佛大學的分支機構，專門組織學生政治抗議活動，以作為美國殖民戰爭的一種形式。正是夏普和赫爾維創作了《反抗》（Otpor！）手冊，開始了毀滅南斯拉夫的過程。
（18）在1989年5月下旬，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主席萬里在華盛頓與當時的喬治·布什總統會面，在那次會議上，萬里提出了北京學生抗議的問題。這次會議的記錄被大量編輯以至於無法形成足夠的理解或著得出什麼樣的結論，但是，在會議之後，萬里突然縮短了在美國的訪問，回到了北京，並公開支持政府先前宣布戒嚴令的迫切需要。
（19）《美國之音》（VOA）由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運營。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是由美國中情局資助的外圍公司，從事美國中情局的大部份骯髒工作，但不涉及實際殺人，儘管有時也這樣做。《美國之音》的公開活動，由美國國務院資助，它參與秘密作業行動的部份，則是由美國中央情報局資助。
（20）https://zh.wikipedia.org/wiki/ Tiananmen _（紀錄片）
（21）〈長弓的法律訴訟〉：《紐約客》； 2009年5月7日，〈美國夢：法律訴訟〉。
（22）TAM筆錄索引；柴玲（Chai Ling）http://www.tsquare.tv/film/transcript_complete.php
（23）〈天安門廣場，1989年：解密歷史〉；由Jeffrey T. Richelson和Michael L. Evans編輯；國家安全檔案館電子簡報第16號；發佈—1999年6月1日。
（24）由於天安門廣場潛在可能的攤牌，工人的抗議，以及木樨地的僱傭軍暴力，很難相信它們在同一時間點發生，是偶然的或意外的巧合。看起來比較符合所有已知事實的理論是：工人抗爭（僱傭軍的暴力行為，是分開協調並投入現場的）的時間點，恰好符合預期的天安門流血事件的時間點，目的是將北京的大部份地區同時化為暴力與無政府狀態，導向某一個範圍內的令人厭惡的可能性。差一點就按照預定的方式發生了。
（25）https://en.wikipedia.org/wiki/Operation_Yellowbird
（26）當時，到香港旅行，並不像今天那樣方便快捷，因此需要一些機敏且帶點小聰明的後勤服務，柴玲聲稱是被裝入一個手提箱，運送到香港的。
（27）許多外交問題，是由於當時美國政府對中國內政的干預而引起的。除了在學生中引發革命性的火燄，並點燃在木樨地的暴力事件之外，美國政府還因為對數名中國暴動領導份子，提供美國大使館的庇護而受到譴責。6月11日，美國大使館電報報告，中國廣播及電視台在節目中宣讀了官方信件，指責美國政府不僅積極支持政治叛亂分子，而且還為在木樨地的「製造暴力的罪犯」提供庇護。（18）西方媒體完全過濾掉了所有這類的新聞。
（28）美國大使館證實了中國版本的天安門事件；《維基解密》獲得的大使館電報，證實了中國的說法。《英國電訊報》，作者是麥爾坎·摩爾（Malcolm Moore），上海；2011年6月4日。
（29）學生沒有涉入在木樨地舉行抗議活動的計劃或安排，但可能有少數人參加了木樨地的抗議活動。廣場上已有一支士兵隊伍，不需要增援，軍人可能用槍射擊進入了木樨地，但學生不是目標。無論如何，在木樨地的暴力爆發之前，學生們已經投票同意清理廣場。
（30）應該指出的是，照片是在事件一到兩天后拍攝的、著名的「坦克人」（tank man）照片的截頭去尾版，看起來像是一個單身年輕人在對抗幾輛軍用坦克，是被用來裝飾騙局。這張照片的廣角鏡頭顯示，長長的一排軍用車輛在長安大街往前行駛，經過廣場，完全與事件無關，無論如何，它們清楚的是要離開，而不是到達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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