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門廣場大屠殺 —— 事實、虛構、與政治宣傳

「根據到目前為止可以取得的證據，所能夠做出的決定是：（六四）那天晚上，在天安門廣場，沒有人死亡。」什麼？！這是誰做出的、如此乖張無恥、充滿政治宣傳意味的宣告呢？是中國共產黨嗎？不是的。是傑伊·馬修斯（Jay Mathews），他是1989年《華盛頓郵報》駐北京分社的社長。在他一篇1998年刊登於《哥倫比亞新聞評論》上面的文章中，他做了如此的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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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大揭露編委會編譯，如欲轉載請務必註明來自【地球機密檔案館】( https://earthconarc.blogspot.com/ )

作者：克里斯·坎森（Chris Kanthan）
日期：2017年3月5日
出處：https://worldaffairs.blog/2019/06/02/tiananmen-square-massacre-facts-fiction-and-propag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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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機密 發佈日期：2020年9月4曰

地球機密檔案館 重新發佈日期：2024年5月20曰

以下更多的例子，是西方媒體記者對於1989年6月在天安門廣場發生的事情，曾經發表過的一些評論：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 NEWS:）的新聞報導：「我們沒有看到任何屍體、傷患、救護車、或醫務人員——總之，甚至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天安門廣場）發生過『大屠殺』（massacre）。」

BBC的新聞報導：「我是那天晚上在現場親眼目睹事件的外國記者之一。天安門廣場上，沒有大屠殺」——BBC記者詹姆士•麥傑斯（James Miles）在2009年，這麼寫道。

《紐約時報》（NY TIMES）：1989年6月13日，《紐約時報》記者紀思道（Nicholas Kristof）——事件當時，他人正在北京——寫道：「中央電視台甚至還播放了學生們在黎明之後不久，從[天安門]廣場和平行進離開天安門廣場的影片，以資證明：並沒有發生抗議者被屠殺的事情。」在他的那篇報導中，還揭穿了一名身份不明的學生示威者，所散播的不實謠言的真相，這名學生示威者在一篇聳人聽聞的報導中聲稱，中國士兵用機槍，直接對著天安門廣場上的和平示威者，進行掃射。

路透社（REUTERS）：6月3日晚上，晏格文（Graham Earnshaw）一直待在天安門廣場。直到6月4日早晨，他才離開廣場。他在回憶錄中寫道：軍隊來了，與學生們進行了協商、談判，並讓所有人（包括他本人）和平地離開；沒看到有人在廣場上死亡。

但是確實有人在這次事件中死亡嗎？是的，大約在6月4日前後，在北京各個不同地區發生的衝突事件中，有200至300人死亡，其中約有一半，是軍人和警察。

《維基解密》（WIKILEAKS）：《維基解密》所公佈的美國駐北京大使館的電報（於1989年7月發出），也揭示了一位拉丁美洲的外交官和他的妻子做為現場目擊者所作出的陳述：「（示威群眾們）他們在天安門廣場上多次地進進出出，都沒有受到警察們的干擾。他自己一直待在廣場上，跟學生們在一起……直到最後撤出天安門廣場為止。這位外交官說，廣場上或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都沒有發生過任何大規模槍擊事件。」

但是，那一位作為六四圖像象徵標誌的「坦克人」（tank man）呢？好吧，如果您完整地看完整部影片，就可以看到：坦克停了下來，甚至讓坦克人跳上了坦克。他最終毫髮無損地走開了。事實上，幾乎沒有照片或影片，顯示任何士兵實際上正在開槍射擊，或者正在殺害示威群眾（雖然這並不意味殺人事件沒有發生，但這是要牢記的一點）。

西方媒體的政治宣傳，不僅誇大了某些東西，而且也遺漏了某些東西。西方媒體很少秀出一些坦克和軍用車輛被燒毀的照片，因為這將具體展示了軍方是多麼地自我克制。

下面展示了被「和平的」示威者們（“peaceful” protesters）焚毀的軍用汽車、卡車、裝甲車、和坦克的一系列幻燈片：

〔1-14/14 一系列圖片〕

有時軍人被允許逃脫，有時他們被示威者殘酷殺害。許多示威者手持土製汽油彈（Molotov cocktails），甚至槍械（guns）。

《華爾街日報》在1989年6月5日刊出的一篇報導中，描述了其中一些暴力行為：「數十名軍人從卡車上被拉下來，遭到殘酷毆打重傷，在無人救治下死亡。在廣場西側的一個十字路口，一名被毆打致死的年輕軍人的屍體，被脫光衣服後懸掛在一部公交車的側面。」

這是來自中國媒體（新華社）的一段罕見的視頻，講述了天安門附近令人震驚的混亂和暴力事件（6 月 2 日/3 日）：

中國政府1989年的官方報告（此處翻譯）顯示，超過 1000 輛軍警車輛被暴徒燒毀。200多名士兵和警察被謀殺。試想一下軍隊和警察表現出的克製程度。等等，示威者怎麼能殺死這麼多軍人呢？因為，一直到事件最後結束時，中國軍人都沒有攜帶武器。大多數時候，他們甚至連頭盔或警棍，都沒有。

沒有攜帶武裝的軍人們，與示威者們

上面這一張，是沒有武裝的中國警察和軍人，與示威群眾們，雙方無所事事地等候的另一張照片。將這些照片，與黑命貴（Black Lives Matter）抗議活動期間，美國各地發生的事情，進行比較看看吧…。

下面是一段影片，在這一段影片中，中國軍人和示威者，互相唱著歌，像是在進行一場友誼性的歌唱比賽。好幾個星期都是這樣的氣氛。中國政府和大多數的示威者，從未預料到，情勢會演變到緊張突然快速升級。

那麼，1989年的北京，到底真正發生了什麼事情？

為了理清事件的混亂狀態，且讓我們從這個故事中，兩個最重要的人物——胡耀邦和李潔明（James Lilley）——開始講起吧。

胡耀邦是國家主席兼中共總書記。他是一名「改革者」（reformer），受到年輕人喜愛。他於1989年4月15日去世。如果沒有他的去世，那一年，中國可能就沒有戲劇可以上演了！最初，大專學生聚集在天安門廣場，只是為了悼念他的去世。

在胡耀邦去世後的一兩天內，美國人立即了解到：成千上萬的年輕人將聚集在北京。那是發動政變的最佳時機，因為那一年，在世界其他地方，正在進行瓦解共產主義（was dismantling communism）的計劃和行動！因此，在1989年4月20日——胡耀邦去世後的第五天——李潔明被任命為美國駐中國大使。他是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30年資深特工。

《溫哥華太陽報》（Vancouver Sun）在1992年9月17日刊出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美國中情局扮演的角色：「美國中情局（CIA）在天安門廣場的示威者中間，有線民做為他們的消息來源」……而且，「在示威開始的幾個月前，美國中情局（CIA）已經一直在幫助學生中的活躍分子組織反政府運動。」

在幫助美國情報單位的行動作業方面，有兩個重要的人物：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和趙紫陽。索羅斯在組織全世界各地草根性運動方面，具有傳奇性的色彩。1986年，他向他資助成立的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Fund fo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of China），捐贈了100萬美元（在當時的中國，確實是一大筆錢）。在接下來的三年之中，這個基金會積極培植了索羅斯在中國的人馬，並培訓了許多所謂支持民主的學生領袖（pro-democracy student leaders），1989年時機一來，他們便開始積極展開行動。美國中情局的白手套國家民主基金會（NED），也在1988年，在中國開設了辦事處。除了索羅斯的基金會之外，國家民主基金會（NED）是另一個惡名昭彰的專搞顛覆他國政權，或者又稱政權更替的組織（regime-change organization）。

然而，誰會允許這些西方冒牌的非政府組織（fake NGOs）在中國設立、搞滲透呢？這個人就是當時的中國國務院總理、中共總書記趙紫陽。他是私有化制度（privatization）和西方吹捧當紅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旗手、芝加哥經濟學派領軍人物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大粉絲及忠實擁護者。他最緊密的親信和經濟顧問陳一諮，領導著中國國家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tructural Reform）（簡稱體改所），這是當時一個具有強大影響力的新自由主義派智庫（neoliberal think tank）。到5月下旬，極端份子公開呼籲罷免鄧小平，推翻共產黨，讓趙紫陽成為中國新的資本主義/民主領袖。附帶提一下，在六四顏色革命失敗之後，索羅斯以及與他有關的非政府組織（NGO）在中國，均被嚴令禁止。趙紫陽被撤換、並遭到軟禁監管，直到去世。陳一諮則潛逃、流亡到美國。

另一位在天安門事件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的西方人，就是吉恩·夏普（Gene Sharp），他是顏色革命手冊（Color Revolution manuals）的作者，也是一部頗受矚目的紀錄片《如何開始一場革命》（How to Start a Revolution）的主角和主題。在抗議運動期間，他在北京住了九天，並針對這場他親臨現場觀察指導的顏色革命，寫下了相關的分析和檢討。當然，他沒有透露自己的角色，但這並不難想像。吉恩·夏普與美國五角大廈（Pentagon）、中情局（CIA）、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等機構，緊密合作了數十年，並在全世界各地鼓動抗爭和暴亂。

在天安門抗議的幾週內，數百萬美元迅速從美國、英國、台灣和香港流入，支持顏色革命。宣傳也發揮了關鍵作用。比如《美國之音》在這幾週，天天散播各種假新聞和反共宣傳西方勢力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看看在所有大型標語牌或巨幅布條中，以英文書寫的標語，它們是怎樣地表達了所謂美國的理想（American ideals）：

還需要特別留意的另外兩個事實是，中國政府是直到5月20日，才宣佈實施戒嚴令，而且，直到整個抗議活動最後結束，軍民之間並沒有發生任何重大的衝突。下面這一張是，示威者主動、自願提供食物給中國軍人的照片：

至於學生這一方，他們也並不是一個鐵板一塊（monolithic group）的、思想行動整齊一致的團體。他們可以區分為以下幾種不同的類別：

§ 那些來悼念敬愛的共產黨領導人胡耀邦的學生。最初階段，天安門廣場上的人群，完全是由這類學生所組成。這些學生和工人，是熱愛毛澤東的共產黨員。他們完全不同於後來那些渴望或乞求美國人來拯救中國的那類學生。

§ 然後就是那些恰好有空出來閒逛溜躂、搞搞社交活動、和尋找娛樂、開心的人群。

§ 那些遭受經濟困頓的人群。1980年代，中國的通貨膨脹或物價上漲率，逐步上升到了忍受的頂點。以1988年而言，消費品和食品價格，上漲了26％。大學學費也在上漲，許多畢業生找不到好的工作。具諷刺意味的是，所有這些惡果，都是拜經濟自由化（liberalization）和向西方經濟型態（western-style economy）快速過渡所賜。

§ 那些帶著理想化的觀念的年輕人（idealistic young people），他們真的想要民主、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等等。

§ 那些不顧公正誠信、為目的不擇手段的學生領袖們（student leaders）。抗議活動發生後沒多久，大多數帶頭的學生領袖，都逃離了中國——藉由美國中情局主導的作業行動，代號為「黃雀行動」（Operation YellowBird）——來到美國，並在美國政府的慷慨幫助及精心培植下，紛紛進入了耶魯大學、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尖端院校。

§ 屬於少數派的挑撥者和暴亂份子（provocateurs and thugs），但他們可以將緊張的態勢，大大加劇和升高。這種建立在暴民統治的心理學基礎上的戰略，在全世界各地，運作都非常有效。例如，很少有人知道，在挑撥者之中有一些人是持有槍械的。

天安門抗議活動的一位學生領袖柴玲，在一次採訪中說：「我想告訴他們（學生），其實我們正期待著流血，期待政府展開一場大屠殺，只有天安門廣場血流成河，人民才能覺醒。但我怎麼能跟同學們說這樣的話呢？我怎麼能告訴他們說，為了獲勝，他們必須犧牲自己的生命呢？」1989年6月4日的前幾天，她逃離了中國。親耳聽她說吧——說這些話的人，是多麼殘酷無情，是多麼心理病態：

為了推倒共產黨，必需要有一場大屠殺（massacre）。當學生領袖們期望的大屠殺並沒有實際發生時，於是，就創造了大屠殺的敘事。因為感知（perception）就是現實（reality）。歷史本是由獲勝者所書寫的。但現在，最懂得編造敘事的人，變成了贏家。這形成了一個反饋的循環圈（feedback loop）。

中國領導人在軟-戰力的藝術方面（the art of soft-power），或許並不是那麼擅長，但他們深刻了解到，中國過去200年來的歷史，充滿了來自於殖民主義和內戰（colonialism and civil wars）的破壞。穩定與統一，不僅是儒家的核心原則，而且對於當今中國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再者，地緣政治上的現實是，美國正在試圖阻止中國的崛起。美國關於天安門「大屠殺」（massacre）的無休止的政治宣傳，只會繼續強化中國政府對西方意圖再次殖民中國的恐懼。

更多的言論自由、更多的新聞自由、和更高透明度的政府，中國一切就會變得更好嗎？絕對是。但是，這是中國社會必須以她自身選擇的方式，去走出屬於自己的道路的漫長旅程。只有中國，才能決定她自身改革的速度和方向。儘管天安門事件是一場悲劇，但毫無疑問的，中國人民都會對自1989年以來這個國家所取得的令人難以置信的進步，感到無比欣慰。

【2020年6月的更新】

當美國人在每年六月，為天安門廣場抗議事件的受害者們，儀式性地流下鱷魚的眼淚（ritually cry crocodile tears）的時候，比較一下，在2020年黑人佛洛伊德被殺事件的抗議運動期間，美國政府是如何使用全副重武裝的警察甚至是軍隊，對自己的人民進行暴力襲擊的。美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使用坦克，但是悍馬車、戰鬥無人機、軍用直升機、國民警衛隊、現役美軍、私有化的軍隊（傭兵）如黑水公司（Blackwater）、聯邦調查局、催淚瓦斯、胡椒噴霧、橡皮子彈、和槍支之類的，均已派上用場，用來對付美國抗議民眾。

如前所述，並沒有甚麼事發生在「坦克人」身上，因為坦克停了下來。猜猜看，在美國這片自由的土地上，當一個人擋在警車前，會發生什麼事？請看看下面的這一段短片：

下面是一系列快速的幻燈片秀，展示了重裝備的美國警察和軍人如何占領美國城市，以擠壓、衝垮黑命貴的抗議群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