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已經結束，但我們現在才開始意識到這一點。20世紀是意識形態的世紀。如果說在以前的世紀，宗教、王朝、貴族和民族國家，在人民的生活和社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那麼在20世紀，政治被重新部署進入到嚴格的意識形態領域，以一套新的模具，重塑了世界、種族群體、和文明的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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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亞歷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
出處：https://katehon.com/en/1061-the-fourth-political-theory.html
地球機密檔案館 發佈日期：2024年12月26曰
20世紀末－現代性紀元的終結
20世紀已經結束，但我們現在才開始意識到這一點。20世紀是意識形態的世紀。如果說在以前的世紀，宗教、王朝、貴族和民族國家，在人民的生活和社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那麼在20世紀，政治被重新部署進入到嚴格的意識形態領域，以一套新的模具，重塑了世界、種族群體、和文明的地圖。
在先前的世紀中，政治意識形態自身有一部份具體化現為更深層的文明趨勢；但有些部份，他們是絕對創新的。在20世紀，所有的政治意識形態的傳播和影響，都已達到了最高峰，都是「新時代」（the new time）（亦即現代紀元（the Modern Era））的產物，並以不同的方式和標誌，具體體現了現代性（Modernity）的靈魂。今日，我們正突飛猛進地擺脫這個紀元。於是，大家越來越多地談論「意識形態的危機」（the crisis of ideology），甚至「意識形態的終結」（the end of ideology）。 （因此，在俄羅斯聯邦憲法中直接否認了政府意識形態的存在。）現在正是我們更加認真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了。
20世紀的三大政治理論及它們的命運
20世紀三種基本的意識形態是：
• 自由主義（右翼的與左翼的）
• 共產主義（與馬克思主義一同，均包含了社會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social-democracy））
• 法西斯主義（包括民族的社會主義（National-Socialism）和「第三條道路」（Third Way）的其他變體、佛朗哥的民族工團主義（National Syndicalism）、裴隆（Peron）的正義主義或裴隆主義（Justicialism，強調國家復興與民族解放）、（葡萄牙的）薩拉查（Salazar）政權…等等。
他們互相戰鬥，一路上拚到你死我活，形成了20世紀整個充滿戲劇性和腥風血雨的政治史。正如上頭所做的那樣，依據它們的意義和出現的順序，為這些意識形態（或政治理論）編排序號，是合乎邏輯的。
第一政治理論是自由主義（liberalism）。它第一個出現（早在18世紀），並證明是最穩定和最成功的，在歷史性的戰鬥中，最終擊敗了它的對手們。透過這次勝利，它從頭至尾證明了它宣說它全盤繼承了啟蒙運動的主張。今日很明顯的是：正是自由主義比起任何其他政治理論，都更從屬於現代性的紀元。儘管早些時候，共產主義對此提出了挑戰（就共產主義對自由主義的挑戰而言，是戲劇性的、積極主動的，有時是令人信服的）。
可以公平地將共產主義（連同其所有變體的社會主義）稱為第二政治理論。它是在自由主義之後出現的，是對資產階級資本主義體系建制的批判性反擊，而後者的意識形態表現就是自由主義。
最後，法西斯主義是第三政治理論。法西斯主義聲稱基於自己對現代性靈魂的銓釋（許多研究者，特別是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正確地將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視作現代性的其中一種政治形式），一起轉向了傳統社會的觀念和象徵。在某些案例，這導致了折衷主義（eclecticism）；而其他一些案例，這導致了一些保守主義者（如亞瑟·莫勒·范·登·布魯克（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1876-1925，德國文化歷史學家，在它1923年出版的《第三帝國》書中提倡德國民族主義），德米特里·謝爾蓋耶維奇·梅烈日科夫斯基（D. Merezhkovsky，1866-1941，俄羅斯作家、哲學家，俄羅斯最早的象徵主義者之一） 等）努力領導一場將社會帶到相反方向的革命，而不是抗拒這一革命。
法西斯主義在其他主要政治理論之後出現，又比它們更早消失。第一政治理論與第二政治理論之間的聯手對抗，加上希特勒自殺式的地緣政治算計，在法西斯主義起飛之際，將自身擊敗。第三政治理論死於一種暴力式的死亡，見不到它的老年期和自然崩解（相較於蘇聯）。這就是為什麼這個籠罩著「世界邪惡」光暈的血腥吸血鬼式幽靈，對後現代的頹廢品味，具有如此磁性般的吸引力，以及為什麼它仍然讓人類感到如此害怕。
法西斯主義的消失，為第一政治理論與第二政治理論之間的鬥爭，騰出了空間。這場鬥爭以「冷戰」（Cold War）的形式出現，並引發了持續近半個世紀的「兩極世界」（bi-polar world）的地緣政治戰略格局。1991年，第一政治理論（自由主義）擊敗了第二政治理論（社會主義）。這就是世界共產主義的式微。
因此，到了20世紀末，能夠在地球各地區動員百萬群眾的三種政治理論中，只剩其一──自由主義。但當它被擱置一旁時，每個人都異口同聲地開始談論「意識形態的終結」（the end of ideology）。為什麼？
自由主義的終結與後自由主義（Post-Liberalism）
自由主義（第一政治理論）的勝利，竟是與它的終結，同時發生。但這個弔詭的悖論只是表相。自由主義最初是展現它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而出現的。它既不像馬克思主義那樣教條化，而且它所具有的哲學性，絲毫不比馬克思主義遜色、建構完善而且具有精確性。它在意識形態上對抗馬克思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不僅與它們進行一場生存的科技戰爭，而且捍衛其對於人類未來道路擁有壟斷的權利。儘管其他同時存在的意識形態仍然具有活力，但，特別是作為一種意識形態——也就是說，特別針對某一歷史主體（historical subject）所持有的想法、觀點、和計劃的總體——的自由主義，依然保持強大而且變得越來越強大。這三種政治理論都有自己的歷史主體。
共產主義的歷史主體是階級（class）；法西斯主義的主體是國家（state）（在墨索里尼的義大利法西斯主義中）或種族（race）（在希特勒的民族的社會主義中）。在自由主義中，歷史主體是擺脫了集體身份的所有形式，擺脫了所有各種「依戀附著」（attachments， l'appartenance）的個人（individual）。
雖然意識形態鬥爭有正式的對手，但整個國家和社會（至少在理論上）可以選擇要針對的是哪個主體；是階級、種族（國家主義者）或個人。而自由主義的勝利回答了這個問題：全人類的規範性主體，變成了個人。
隨後很快地出現了全球化的現象、後工業社會的模式、後現代紀元的開始。從此以後，個人主體（the individual subject）不再是一種選擇，而是某種強制性的既定結果。一個人從「附戀附著」中被擺脫了出來，「人權」的意識形態就成為標準（至少在理論上），而且事實上，是帶有強制性的。
由個人組成的人類，自然而然地被普世主義（universalism）所吸引，變得全球化和一體化。由此誕生了「世界政府」和「世界統治」（全球主義）的方案。
科技發展的新層次，使人們能夠從工業社會的階級結構中獨立出來（後工業主義（post-industrialism））。
理性主義、科學和實證主義的價值觀，被認為是「為極權主義鎮壓策略進行掩蓋、偽裝的種種形式」（各種的大敘事（big narratives）），並受到批判——與此同時，個人完全自由和獨立於任何限制因素，就此而言，例如理性、道德、身份認同（社會、種族、甚至性別）、規訓、紀律等等，受到了高度頌揚…等等（後現代主義（post-modernism））。
在這個階段，自由主義不再是第一政治理論，而是變成了唯一的政治實踐。「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來臨；政治被經濟（全球市場）所取代；政府和國族被捲入世界全球化的大熔爐。
自由主義在獲勝後，消失了，轉變成完全不同的東西：「後自由主義」（post-liberalism）。它不再具有政治向度；它不再是一個自由選擇的問題，而是變成了一種特定的「命運」（由此生出了後工業社會的論點：「經濟就是命運」（“economics is fate”））。
因此，21 世紀的開始，恰逢意識形態終結，所有三種意識形態均告終結的時刻。它們都有不同的結局：第三政治理論在其「青年」時期就被摧毀，第二政治理論因衰老破舊而消亡，第一政治理論以一種完全不同的東西，以作為後自由主義（post-liberalism），作為一種「全球市場社會」（global market society）， 重新獲得新的生命。
但無論如何，在20世紀期間存在過這三種政治理論的國家中，它們已不復存在、不再適用或與當下現實毫不相干。它們解釋不了任何事情，也不能幫助我們了解正在發生的事情或者應對全球性的挑戰。從上述證詞的陳述，可以得出邁向第四政治理論有其必要性。
反抗現狀的第四政治理論
第四政治理論的出現不會是出於它自身。它可能出現，但也可能不會出現。它出現的前提是不同意（disagreement）：對「後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普世實踐，表示不同意、對全球化表示不同意、對後現代性表示不同意、對「歷史的終結」表示不同意、對現狀表示不同意、在21世紀初的當下，對當前主要文明進程的慣性發展表示不同意。
現狀和慣性，根本不以任何政治理論為前提。全球世界必須僅按照經濟法則和「人權」的普世道德來運作。所有政治決策都被科技的決策所取代。技術和科技取代（法國哲學家阿蘭·德·拜諾伊斯特（Alain de Benoist）則稱之為「統治」（la gouvernance））了一切。做出歷史性重大決策的，不再是政治家，而是優化行政領導後勤勤務的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將大量的人民群眾比作是一堆龐大數量的個別物體。因此，「後自由主義」現實（更準確地說，虛擬性（virtuality），越來越大程度地取代或置換了現實本身）直接導致了政治的廢除。
可能有人會對：自由主義者談「意識形態的終結」是在「撒謊」這一說法，提出反對意見，說：「事實上」他們仍然相信自己的意識形態，只是拒絕所有其他政治意識形態的生存權利。事實並非完全如此。當自由主義由於意識形態的偏好而成為現存社會現實和科技現實的唯一內容時，它就不再是「意識形態」；它是生活中的事實，是事物的「客觀」秩序，對此提出質疑不僅困難而且荒謬。在後現代紀元，自由主義已從主體的領域轉移到客體的領域。從長遠視角來看，這將相當於虛擬（virtuality）完全取代了現實。
第四政治理論被認為是一種針對後自由主義的替代性理論；兩者間不像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態度與另一種意識形態上的態度之間的關係，而是一種與物質相對抗的觀念，就像是與實際現實（the actual）發生衝突的可能性（the possible），一種尚未存在（not yet existing）或已正在對已經存在的事物（the already existing）進行攻擊的可能性（the possible）。
同時，第四政治理論不可能是第二或第三政治理論的延續。法西斯主義的終結，以及共產主義的終結，並不單純是一個偶然性的、出於意外的誤解，而是清晰的歷史邏輯的表達。他們挑戰現代性精神（法西斯主義幾乎是公開地挑戰現代性精神，共產主義則是以一種遮掩的方式挑戰現代性精神——米哈伊爾·阿古爾斯基（M.Agursky，1933-1991，蘇聯的控制論專家、蘇聯學家、和國家布爾希維克主義歷史學家）或弗拉基米爾·卡拉穆爾扎（V.Kara-Murza，英籍俄羅斯裔政治活動家、記者、作家、電影製片人和前政治犯）對蘇聯時期的研究將蘇聯時期視為傳統社會的一種特殊的「末世論」版本）並失敗了。
這意味著，與以後現代主義和全球主義形式出現的自由主義後現代變身的戰爭，必須是在本質上是不同的，必須建立在不同原則的基礎上，並且必須提出嶄新的戰略。
再者，第四政治理論這種意識形態──立基於可能性的（the possible one），但是不被保證的，非命定的，非預先決定的意識形態——的起點，源自於人類的自由意志、源自於人類的靈魂，而不是源自於客觀的歷史過程──恰恰是一種對後現代（post-modernity）本質的拒絕。
然而，這種後現代（post-modernity）本質（正如對現代性（Modernity）自身早期的、尚且未知的、隱匿的動機的發現一樣，當它如此充分地實現了它的內容，以致於耗盡了它內在的可能性，並轉換為對先前階段的具諷刺意味的重複循環的一種例行公事）在意識形態歷史與意識形態鬥爭的更早階段，是某種完全嶄新的、前所未知的、只是被直覺性地部份猜測到的東西。
第四政治理論是一場對抗以下對象的「十字軍東征」（Crusade）：
• 後現代性（Post-modernity）
• 後工業社會（The post-industrial society）
• 在實踐中被實現的自由主義思想（Liberal thought）
• 全球主義（Globalism）以及其後勤與科技的基礎。
如果第三政治理論是從右翼批判資本主義，而第二政治理論是從左翼批判資本主義，那麼在新階段，這種舊的政治分佈形式已不復存在：在與後自由主義的相對關係上，已無法決定哪裡是左，哪裡是右。只存在兩種立場：同意（存在於中心）和不同意（存在於邊陲）。前者和後者都是全球性的。
第四政治理論集中全力在「景觀社會」（spectacle-society）（後現代性）建立的過程中被拋棄、被推倒取代的、以及被貶抑的一切東西的一個共同計劃和共同推動力量上。「匠人所棄用的石頭，已堆成了房屋的角落」（“The stone that the builders rejected has become the cornerstone”）（馬可福音 12:10）。哲學家亞歷山大·塞卡茨基（Alexander Sekatsky）正確地指出了「旁注」（marginalia）對於新的哲學領域的形成，所具有的重要性，並提出了「垃圾形上學」（he metaphysics of garbage）一詞來作為一種隱喻。
爭奪後現代（Post-Modernity）之戰
第四政治理論關注的是舊日敵人的重新誕生。它像舊日的第二和第三政治理論一樣對自由主義提出質疑爭論，但它是在一個新的條件下，對自由主義提出質疑爭論的。這一條件的主要新穎之處在於，在三大政治意識形態中，只有自由主義贏得了現代性靈魂遺產的權利，並獲得了在以它為前提的基礎上形塑「歷史終結」的權利。
從理論上講，歷史的終結可能是另一個截然不同的結局：如「行星帝國」（在納粹取得最後勝利的情況下）、「世界共產主義」（如果共產主義者是對的）。但最後事實證明，「歷史的終結」是屬於自由主義的（哲學家科耶夫（Kojeve）是最早正確評估這一事實的人之一，儘管他的觀念後來被福山（Fukuyama）所採用）。但既然它被證明是屬於自由主義的，那麼在不同程度上第二（大多數）和第三政治理論的代表們所極力主張的任何對現代性及其變體的訴求，就失去了對現實具有任何相干的意義。他們輸掉了現代性之戰（自由主義者贏了）。因此，現代性（附帶地，現代化）的主題，就不再是當前的話題。現在，爭奪後現代（post-modernity）之戰開始了。
正是在這裡，為第四政治理論打開了新的視角。今天在實踐中被實現的後現代（post-modernity）（後自由主義的後現代）本身就廢除了現代性（modernity）的嚴格邏輯——目標達到後，邁向目標的步驟就失去了意義。意識形態主體的壓力，變得不那麼嚴酷。觀念（ideas）的獨裁，被事物（things）、「登入密碼」（login-passwords）、以及條碼（bar codes）的獨裁，所取代。後現代現實的構造之中，出現了新的漏洞。
正如第三政治理論和第二政治理論（被理解為傳統主義（traditionalism）的末世論版本）試圖在與自由主義（第一政治理論）的鬥爭中「解決現代性（modernity）」的那個時代一樣，今天是有機會運用這些新漏洞，來完成一些類比於後現代性（post-modernity）的事情。
與直截了當的意識形態替代選擇相對抗，自由主義打造出了完美運作的手段，作為其勝利的基礎。但恰恰這本身就為自由主義帶來了最大的風險。要破壞系統，只需要為新的全球系統找到這些新的危險點，破解出這些危險點的存取密碼。至少，可以試試看。紐約的 9/11 事件表明，這一點在技術上是可能的。網路社會甚至可以為其堅定的反對者提供一些東西。無論如何，首先對後現代性以及新情勢的理解是必要的，對其理解程度，絕不能少於馬克思對工業資本主義結構的理解。
在後現代中，在廢除啟蒙運動計劃綱領以及對擬像社會（the society of simulacra）展開攻擊時，第四政治理論必須激發其「個人的熱情」，將其理解為一種激發戰鬥的刺激，而不是將其理解為是一種宿命論性質的、定當發生的假設事實。從這一角度出發，人們才能針對有關於第四政治理論的結構，做出一些實際的推論。
重新思考過去與那些失敗的政治理論
第二和第三政治理論將自己定位為表達現代性靈魂的競爭挑戰者。這些競爭挑戰都已土崩瓦解了。與先前兩種意識形態理論中這些毫無根據的意圖有關的一切，都是第四政治理論的創建者們最不感興趣的。但他們失敗的事實本身，更值得歸因於他們的美德，而不是他們的道德缺陷。既然他們失敗了，他們就透過這次失敗，證明了他們不屬於現代性的靈魂，而現代性本身反而轉變成為一種後自由主義矩陣（post-liberal matrix）。而正是在這一點上，他們展現了他們的優良品質。而且，這也意謂著，第二、第三政治理論的代表們——自覺或不自覺地——都站在了傳統主義（traditionalism）這一邊，儘管他們沒有由此得出必然的結論，或者根本不承認這一點。
有必要重新思考第二和第三政治理論，把那些該丟掉的東西和本身有價值的東西，分別開來。作為生命已結束的意識形態，從原本意義上繼續堅持自身，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是沒有用處的——但一些邊緣元素，通常沒有實現，或殘留在邊緣或陰影中（再次提醒我們自己「垃圾形而上學」），可以出乎意料地變得非常有價值並且充滿著意義和直覺。
但無論如何，第二和第三政治理論必須以新的基調、新的立場，而且只有在拒絕相信那些賴以為「正統」的意識形態建構之後，進行重新思考。它們的正統——這正是它們最無趣、最無用的地方。更有效力的方法是一種結合兩方面角度的方式閱讀：「透過右派的正面觀點閱讀馬克思」或「透過左派的正面觀點閱讀尤利烏斯·埃佛拉（Julius Evola，1898-1974，義大利極右翼思想家、作家、畫家、傳統主義學派重要成員）」。但是，這樣一個引人入勝的「民族–布爾希維克」的開端（本著尼古拉·烏斯特里亞洛夫（N. Ustryalov，1890-1937，俄羅斯政治家、民族–布爾希維克主義政治家的主要先驅）或恩斯特·尼基什（E. Niekisch，1889-1967，德國作家、政治家，最初是社會民主黨的成員，後來成為保守革命和、民族–布爾希維克主義民族革命的傑出代表）的精神）本身是不夠的，因為第二政治理論和第三政治理論的機械性結合本身，不會讓我們有任何進展。只有回顧過去，我們才能準確地描繪出他們的共同領域——強烈反對自由主義。作為完全打造出第四政治理論之前的暖身活動，這一方法論事件是健康的。
確實，對第二和第三政治理論的重要且具決定性的解讀，只有在已經存在的第四政治理論的基礎上，才有可能，其中最重要的——若被當作一種價值，則是被徹底拒絕的—— 對象是後現代及其狀況：全球世界、治理、市場社會、人權的普世主義、「資本的真實支配」…等等。
回歸傳統與神學
傳統（宗教、等級制度、家庭）及其價值，隨著現代性的黎明而被推翻。嚴格來說，這三種政治理論都被認為是人類人為的意識形態建構，（以不同的方式）反映了「上帝之死」（尼采）、「世界的去神秘化」（韋伯）和「神聖的終結」。現代性的核心包含在於：人類取代了上帝；以哲學和科學取代了宗教；以理性的、意志的和科技的建構取代了《啟示錄》。
但如果在後現代性中現代性已經耗盡，那麼「眾神之間的戰爭」（theomachy）時期也隨之結束。對後現代人類來說，宗教不是具有敵意的或有害的，而是冷漠或漠不關心的。再者，宗教通常關聯及地獄區域（後現代哲學家所說的「惡魔紋理」）的一些特定層面，這是頗為吸引人的。無論如何，迫害傳統的紀元已經結束，儘管按照後自由主義的邏輯，這很可能會導致一個新的偽宗教世界的形成，其建立的基礎是一些合成邪教（syncretic cults）支離破碎的碎片、毫無節制的混亂的跨教派普世主義（ecumenism）和「寬容」。儘管這樣的事態發展，在某些方式上，比直截了當的無神論和教條唯物主義，更可怕，但如果第四政治理論的擔綱者在捍衛傳統的理想和價值方面，一路走來始終如一、毫不妥協，就有機會削弱對於信仰的迫害。
人們今天可以在一項政治綱領中勇敢地主張那些超越現代紀元的法律的東西。這將不再像過去那樣被視為可笑和荒謬。儘管這或許是因為一般而言，後現代性中的每個人看起來都是可笑和荒謬的，包括最「光采耀人」的那一面：毫不意外的，後現代性的英雄是「怪胎」、「怪物」、「變性人」這並非偶然;這是一種風格法則。在世界小丑的背景下，沒有任何事情、沒有任何人會顯得「太古老」，即便是傳統的人，也無視現代生活的必需要求。這種安排的正義性，不僅顯示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Islamic Fundamentalism）的極為成功，而且還表明了極其古老的新教教派（如時代論（Dispensationalists）、摩門教（Mormons）…等）對美國政治的影響的復興（布希發動伊拉克戰爭是因為，用他的話來說，「上帝告訴我『攻擊伊拉克！』」——完全符應了他的新教老師——衛理公會（Methodists）教徒的靈魂。
因此，第四政治理論可以冷靜地訴諸現代性之前的事物，並從中汲取靈感。對於那些想要保持現代性之前的事物仍具相干意義的人而言，承認「上帝之死」，不再是「絕對的命令」。後現代的人們已經對這些事件如此不甘心了，他們已經無法理解：「你說誰、誰死了？」但對於第四政治理論的開展者來說，有可能以同樣的方式忘記這些「事件」：「我們相信上帝，但不再理會那些教導他上帝已死的人說的話，就像我們不理會瘋子的胡言亂語一樣。」
神學由此回歸。它成為第四政治理論最重要的要素。但當它回歸時，後現代性（post-modernity）（即全球化、後自由主義、後工業社會等等）很容易被認為是「敵基督的王國」（或其在其他宗教中相似的類比——如穆斯林的麥西哈·旦札里（“Dadjal”，伊斯蘭教末世論中的邪惡人物，在復活日之前，以「偽救世主」的身份出現，是一個反救世主人物，猶如基督教末世論中的敵基督與中世紀猶太教末世論中的阿米勒斯），猶太人的「 叛徒、敵人」（Erev Rav），印度教徒的「爭鬥時期」（Kali-Yuga，印度教中四個宇迦循環中的最後一個宇迦，也是目前所在的宇迦，此時充滿罪惡，人性徹底墮落，爭鬥時期結束時為劫末，世界將被毀滅，此後新的宇迦循環開始，世界重生）…等等）。現在這正在動員起大量的隱喻；這——是宗教事實，《啟示錄》的事實。
第四政治理論中的神話與復古主義
如果對第四政治理論來說，現代的無神論不再是必需要的東西，那麼一神論（the monotheistic）宗教的神學，在它具支配力的時代取代了其他神聖的教派，最終也將不再被視為是真理（更準確地說：有可能會是這樣，但也有可能不是這樣）。從理論上講，對古代古老價值觀的關注，不存在任何限制，如果被正確地辨別和考慮，這些價值觀可以在新的意識形態建構中佔據一定的位置。由於沒有必要在現代性（modernity）的理性主義下發展神學，第四政治理論的擔綱者可以完全忽略那些在一神論社會（特別是在其晚期階段）中受到理性主義影響的神學和教條的因素。這些因素導致了歐洲基督教文化的毀滅，這一點在現代綱領的分階段發展過程中，首先是自然神論（deism），後來是無神論（atheism）和物質主義（materialism）。
不僅最高和最具智慧的信仰象徵，可以被重新拿來作為一種保護的盾牌，而且那些屬於邪教、儀式和傳奇的非理性元素（這些元素在過去的時代曾造成與神聖之間的混淆），也可以被重新拿來作為一種保護的盾牌。如果我們將進步（progress）視為現代紀元（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現代紀元已經結束）特有的一個觀念，那麼更古老的一切事物，對我們來說僅僅因為更古老這一事實，就獲得了價值和說服力。更古老意味著更好。而且越古老越好。
最古老的創造物是天堂。第四政治理論的擔綱者未來必須努力於它的新發現。
海德格與'事件'
最後，我們可以標記第四政治理論最深邃的本體論基礎。在這裡，建議不要轉向神學和神話，而是轉向思想家的哲學經驗的深處，這位思想家他做出了獨一無二的嘗試來建立一個根本性的本體論——關於存在的最具概括性、最弔詭、最深刻、和最尖銳的教導。我說的是馬丁·海德格〔譯者注：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德國哲學家，對於存在、時間、技術、語言與真理等問題，具有獨特的見解，代表作有《存在與時間》、《林中樹》、《形上學導論》等〕。
海德格的觀念，簡單來說就是這樣。在哲學思想的黎明時期，人們（更準確地說：歐洲人；甚至更準確地說：希臘人）將存在問題置於他們關注的中心。但當將其主題化時，他們可能會被存在與思考之間、純粹的存在（Seyn）與其在事物中的表現（Seiende）之間、存有（Dasein）與存在本身（Sein）之間的困難關係的細微差別，所困惑。這個錯誤已經出現在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關於物理（physis）和邏各斯（logos）的教導中。後來，巴門尼德（Parmenides）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最後，柏拉圖（Plato）將觀念（ideas）置於人與物之間，並將真理確定為對應（知識的對應理論），這個錯誤達到了頂峰。由此誕生了異化（alienation），逐漸導致了「計算理性」（calculating reason）的出現，進而導致了科技（technology）的發展。人漸漸地失去了純粹的存在（pure being），而轉向虛無主義（nihilism）的道路。科技的本質（立基於人與世界的科技關係）表達了這種不斷累積的虛無主義。在現代，這種趨勢達到了頂峰。科技發展（Gestell）最終取代了存在（being），並將「無」（nothing）提升到了王位。海德格極度鄙視自由主義，認為它是「算計的開端」的表現，是奠定「西方虛無主義」的基石。
海德格未能親眼目睹的後現代性（Post-modernity），在任何意義上都是存在（being）的最終遺忘，猶如「午夜」（midnight），無（虛無主義）開始從每條裂縫中滲出。但他的哲學並不是絕望式的悲觀。他認為虛無本身是最純粹存在（being）的反面，這——以一種如此弔詭的方式！ ——讓人類回想起人類自身。如果存在（being）發展的邏輯被正確解讀，那麼正進行思考的人類自身就可以拯救自己，在風險最大的時刻，以閃電般的速度。海德格引用荷爾德林（Johann.C.F.Hölderlin，1770-1843，德國浪漫派詩人）的話：「在風險最大的地方，存在著拯救。」
海德格用一個特殊的術語「事件」（“Ereignis”, “the Event”）來稱呼這種存在（being）的突然回歸。它恰好發生在世界午夜（midnight）的中間，歷史的最黑暗時刻。海德格本人在現在是否已經到達這一點還是「尚未到達」的問題上，經常搖擺不定。一種永恆的「還不完全呢」（ The eternal “not quite yet”）。
對第四政治理論來說，海德格的哲學可以成為最重要的軸心，其他所有一切，從對第二、第三政治理論的再思考，到神學和神話的回歸，都將在此軸心上，被串連在一起。
以這種方式，趨近「事件」（“Ereignis”, “the Event”）的向量，被放置在第四政治理論的中心—作為它的磁場核心，而此一「事件」具體體現了人類正是在人類最終且不可逆轉地遺忘其自身，是的，甚至連最後的痕跡都消失無蹤的那一時刻，凱旋歸來。
第四政治理論與俄羅斯
今天，許多人直覺地猜測，在世界全球化、後現代、和後自由主義的「美麗新世界」中，沒有俄羅斯的空間。別介意世界政府（world government）和世界行政部門不斷地抵制所有的國家政府（national governments）。問題在於，整個俄羅斯歷史，都是與西方和西方文化進行辯證式爭論，都是一場俄羅斯為明確肯定（有時只能憑直覺領會）它自身的真理、它的彌賽亞理念、它的「歷史終結」版本而展開的鬥爭。無論如何，它透過莫斯科東正教、彼得大帝的世俗帝國、或世界共產主義革命，表達了它自身。最優秀的俄羅斯心靈清楚地看到西方正在走向深淵，今天，則是看到新自由主義經濟和後現代文化為世界帶來了什麼，我們完全可以確認這種直覺正在推動一整代的俄羅斯人去尋找人類未來的替代方案，絕對是有事實根據的。
今天的世界經濟危機——這只是一個開始。最壞的情況還沒到來。後自由主義進程的慣性如此之大，以致於不可能改變行進的路線； 為了拯救西方，「被解放的科技」（斯賓格勒）將尋求所有更有效但純粹技術性的科技手段。這是科技發展（Gestell）（世界市場的虛無主義斑點蔓延了整個星球）黎明的一個新階段。從一個危機到另一個危機，從一個泡沫到另一個泡沫（成千上萬的美國人在危機期間舉著標語牌示威，標語牌坦白地寫著：「再給我們另一個泡沫！」）全球化的經濟和後工業社會的結構，讓人類的夜晚變得更黑暗，而且是如此黑暗，以致於我們漸漸遺忘現在是黑夜。「光是什麼？」人們問自己，因為從未見過光
顯然，俄羅斯必須走另一條路。這是它自己的道路。但正是在這裡存在著一個問題。在一個「被拆解的國家」裡想要偏離後現代的邏輯，是不可能容易成功的。蘇聯模式崩潰了。隨後，意識形態格局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權力的戰略平衡也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為了讓俄羅斯能夠拯救自己和他人，光想出一些技術手段或不誠實的噱頭是不夠的。世界史有其自身的邏輯。而「意識形態的終結」並不是意外或偶然的脫節，而是一個新階段的開始；種種跡象表明，已經到達了最終階段。
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的未來直接取決於我們打造出第四政治理論的努力。雖然在本地檢視全球化政權提供給我們的各種變體，但這些都只是對現狀做一些表面性的修正，依此我們無法走得太遠；我們只會失去時間。後現代的挑戰異常嚴峻：它植根於遺忘存在（being）的邏輯，植根於人從與存在相關（本體論）和與靈魂相關（神學）的來源的撤退。不可能用帽子戲法和公關替代品來對此做出回應。因此，為了解決全球經濟危機、抗拒單極世界、保存和維護主權…等急迫問題，我們必須把注意力轉向歷史的哲學基礎，必須做出形上學的努力。
很難說明打造出這一理論的過程，將如何展開。只有一件事是顯而易見的：這不可能是個人的事情，也不是一個有限的小圈子的人的事業。它必須是一種普遍的、集體的努力。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可以得到其他文化和民族（歐洲和亞洲）的代表的極大幫助，他們也敏銳地認識到當前末世的緊張局勢，並竭盡全力的尋求擺脫全球性的死胡同。
但首先我們可以肯定，不管是在實踐和理論層面上，建立在對現狀的拒絕的基礎上的第四政治理論，其俄羅斯版本將導向「俄羅斯事件」（Russian Ereignis），導向那個唯一且不可重複的「事件」（“Event”），亦即，從我們民族的誕生到末世的到來，無數世代的俄羅斯人民為之而活、以及等待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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