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杜金揭示了深層政府是一個腐敗的西方陰謀集團，滲透到美國和歐洲來操縱選舉，擠壓唐納德·川普這樣的民粹主義領導人，同時通過欺騙性地冒充民主的保護者、無情地顛覆人民的意志，來強行推行其自由主義-全球主義的議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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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亞歷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
日期：2024年10月13日
出處：https://www.arktosjournal.com/p/the-deep-state
地球機密檔案館 發佈日期：2024年12月16曰
亞歷山大·杜金揭示了深層政府是一個腐敗的西方陰謀集團，滲透到美國和歐洲來操縱選舉，擠壓唐納德·川普這樣的民粹主義領導人，同時通過欺騙性地冒充民主的保護者、無情地顛覆人民的意志，來強行推行其自由主義–全球主義的議程 。
如今，「深層政府」一詞越來越多地在政治話語中使用，從新聞專業術語轉變為通用的政治語言。然而，這個術語本身變得有些模糊，出現了不同的解釋。因此，有必要仔細研究被描述為「深層政府」的現象，並了解這個概念在甚麼時候、甚麼地方被首次使用。
這個詞語首次出現在1990年代的土耳其政壇，描述了土耳其的一個非常特殊的情況。在土耳其語中，「深層政府」是derin devlet 。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這個概念的所有後續使用，在某種程度上，都與最初出現在土耳其的原始意義相關聯。
自從凱末爾·阿塔圖爾克（Kemal Atatürk）時代以來，土耳其發展了一種的特殊的政治意識形態運動，被稱為凱末爾主義（Kemalism）。其核心是對阿塔圖爾克（Father of the Turks，Atatürk，字面意思是「土耳其之父」）的崇拜、一種嚴格的世俗主義（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公共生活中，拒絕宗教因素）、民族主義（強調主權、和在土耳其多樣民族的政治景觀中，所有公民的團結）。在許多方面，凱末爾主義代表著與在奧斯曼帝國宗教和傳統主義中占有主導地位的世界觀和文化的直接對立。自土耳其建國以來，凱末爾主義一直是並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當代土耳其政治的主導準則。它的基礎正是建立在「土耳其國家是在奧斯曼帝國的廢墟上建立起來的」這樣的觀念之上。
凱末爾主義在阿塔圖爾克（Atatürk）統治期間，公開佔據主導地位，此後，這一遺產被傳遞給在他之後的政治繼任者。凱末爾主義的意識形態包括歐洲式的政黨民主，但真正的權力集中在國家的軍事領導階層，特別是國家安全委員會（NSC，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手中。在阿塔圖爾克去世後，軍事菁英成為凱末爾主義意識形態正統的守護者。土耳其國家安全委員會是於 1960 年一次軍事政變之後成立，其角色在 1980 年的另一次政變之後顯著地增強。
值得注意的一個重點是，許多土耳其高級軍官和情報官員都是共濟會分會（Masonic lodges）的成員，將凱末爾主義與軍事共濟會交織在一起。每當土耳其的民主政治——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偏離凱末爾主義時，軍方就會宣布選舉結果無效，並發起鎮壓行動。
然而，derin devlet 一詞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出現，正是政治伊斯蘭主義在土耳其興起的時候。在這裡，土耳其歷史上第一次發生了深層政府的意識形態（即凱末爾主義）與政治民主之間的衝突。當內克梅丁·埃爾巴坎（Necmettin Erbakan）及其追隨者雷傑普·塔伊普·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ğan）等伊斯蘭主義者追求另類政治意識形態，以直接挑戰凱末爾主義時，問題就出現了。這一轉變涉及了所有的層面：伊斯蘭教取代了世俗主義，與東方的聯繫超過了與西方的聯繫，穆斯林的團結取代了土耳其民族主義。總體而言，薩拉菲主義（Salafism）和新奧斯曼主義（Neo-Ottomanism）取代了凱末爾主義（Kemalism）。反共濟會言論，尤其是來自埃爾巴坎（Erbakan）的反共濟會言論，藉由傳統的蘇菲派（Sufi orders）和溫和的伊斯蘭組織（例如法土拉·葛蘭的努爾運動（the Nur movement of Fethullah Gülen），取代了世俗軍事共濟會圈子的影響力。
此時，深層政府（derin devlet ）的概念出現，作為一種描述性的形象，用以描述土耳其軍事政治凱末爾主義派的核心，此派核心認為自己凌駕於政治民主之上，取消選舉，逮捕政治和宗教人物，並為自己定位為超乎歐洲式政治的法治程序之上。選舉式民主只有當它與凱末爾軍隊的路線方針保持一致時，才能有效運作。當嚴重的差距出現時，就像伊斯蘭主義者一樣，贏得選舉甚至領導政府的政黨，可能會在沒有任何解釋的情況下被解散。在這種情況下，「暫時中止民主」沒有任何憲法依據——未經選舉產生的軍隊是根據「革命權宜之計」採取行動，來拯救凱末爾主義的土耳其。
後來，艾爾段開啟了針對土耳其深層政府的全面戰爭，最終在2007年的埃爾蓋內孔（Ergenekon）的審判達到高峰，土耳其幾乎所有軍事領導人都被艾爾段以準備政變為藉口加以逮捕。然而，後來艾爾段與深陷西方情報網絡的前盟友法土拉·葛蘭（Fethullah Gülen）鬧翻。艾爾段恢復了許多深層政府成員的地位，與他們建立了務實取向的聯盟關係，主要是建立在土耳其民族主義的共同點基礎上。關於世俗主義的爭論被和緩化和推遲，特別是在2016年葛蘭支持者發動政變失敗之後，艾爾段本人開始被稱為「綠色凱末爾主義者」（green Kemalist）。儘管如此，在與艾爾段的對抗中，深層政府在土耳其的地位被削弱了，即使倖存下來的凱末爾主義的意識形態，也同樣被削弱了。
深層政府的主要特徵
從土耳其的近代政治史中，我們可以得到幾個一般性的結論。深層政府可以存在，並且在以下社會條件中是具有意義的：
1. 存在民主選舉制度；
2. 在民主選舉的體系之上，存在著一個未經選舉產生的、且受特定意識形態約束（與任何特定政黨的勝利或執政無關）的軍事政治實體；
3. 存在一個秘密會社（例如共濟會類型）將軍事政治菁英聯結在一起。
當正式的民主政治規範與菁英的權力之間出現矛盾時，深層政府本身才會顯現出來（否則，深層政府的存在仍然是模糊不清的）。深層政府只有在自由民主國家，即使那只是名義上的民主國家，才有可能存在。在法西斯主義或共產主義等公開的極權主義政治體系中，並不需要深層政府的存在。在這裡，一個具有嚴格意識形態的團體公開承認自己是最高權威，將自己置於正式法律之上。單一政黨制強調這種治理模式，沒有給意識形態和政治上的反對勢力留下任何空間。只有在民主社會中，照理說不應該存在任何統治的意識形態的情況下，深層政府作為一種「隱藏的極權主義」（hidden totalitarianism）——隨意操縱民主和多黨制度——的現象，才會出現。
共產主義者和法西斯主義者公開承認一種主導的意識形態的必要性，這使得他們掌控的政治和意識形態權力，是直接、透明的（正如卡爾·施密特（Carl Schmitt）所說的potestas directa）。自由主義者否認他們擁有一種意識形態，但他們確實有。因此，他們以建立在以自由主義作為一種學說的基礎上來影響政治過程，但只是透過操縱（potestas dependenta ）來間接地影響。只有當它與民主政治過程之間出現矛盾時，自由主義才會揭露它公開的極權主義和意識形態本質。
在土耳其，自由民主是從西方借來的，與社會的政治和社會心理不太相符一致，深層政府很容易被辨識出來以及被具體點名。在其他民主制度中，這種極權主義–意識形態的實例，由於是不具正當性及合法性的存在，同時在表面形式上是「不存在」的，是到後來才顯露出來的。然而，土耳其的例子對於理解這一現象，具有重要意義。在土耳其這裡，每一樣事情都是清晰透明的——就像一本打開的書一般。
川普與美國深層政府的發現
現在讓我們聚焦於一個事實，即唐納德·川普擔任總統期間，「深層政府」一詞出現在美國記者、分析人士、和政界人士的演講中。歷史脈絡再次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川普的支持者諸如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等開始談論，作為民選總統的川普本就擁有決定美國政治進程的憲法權利，但卻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且不能簡單地歸咎於民主黨的反對或官僚怠惰等等的各種障礙。漸漸地，隨著這種抗拒的加劇，川普和他的支持者開始不僅將自己視為共和黨議程的代表（這是該黨之前的政客和總統的傳統做法），而且還認為自己代表了更多意義。他們對傳統價值的關注和對全球主義議程的批評，不僅打擊了他們的直接政治對手「進步派」（the “progressives”）和民主黨的神經，也打擊了一些能夠以協調一致、有目的的方式影響美國政治所有主要進程——金融、大企業、媒體、情報機構、司法機構、重要文化機構、頂尖教育機構等等——的隱形和違憲的實體的神經。
整個政府機構的行動似乎應該遵循合法選舉產生的美國總統的路線方針和決策。但事實證明，現實完全並非如此。獨立於川普之外，存在於某種更高層次的「影子權力」（shadow power），無法控制的過程，正在發生。因此，在美國內部本身，深層政府的存在被發現了。
在美國，就像在土耳其一樣，毫無疑問地存在著一種自由民主制度。但是，一個非經選舉產生的、受特定意識形態（與任何特定政黨的勝利無關）的約束，並且可能是秘密會社（例如共濟會型態的組織）的一部份的軍事政治實體的存在，對美國人來說，是完全意想不到的。因此，那段時期關於深層政府的討論，對許多人而言，是一種揭露，從一種「陰謀論」轉變為一種可看見的政治現實。
當然，約翰·F·肯尼迪懸疑未解的暗殺事件、他家族的其他成員有可能被清除、圍繞9/11 悲劇事件的眾多互相矛盾之處、以及美國政治中其他幾個尚未解開的秘密，使美國人懷疑背後有某種「隱藏權力」（ hidden power）的存在。對此，流行的陰謀理論提出了最不可能的人選——從秘密的共產黨人到爬蟲人與阿努納奇（Anunnaki），但是川普擔任總統的經歷，尤其是輸給拜登後遭受的迫害、以及2024年競選期間的兩次暗殺企圖，讓我們有必要認真看待美國的深層政府。這已經不再是可以被忽略的事情了。它確實存在，它有動作，它是活躍的， 並且它在......統治。
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邁向世界政府的創建
為了尋找對這一現象的解釋，我們必須先轉向20世紀美國的政治組織，它們最具意識形態驅動力，並尋求超越黨派界線。如果我們試圖在軍隊、情報機構、華爾街大亨、科技巨頭等人中尋找深層政府的核心，我們不太可能得出令人滿意的結論。那裡的情況過於個性化和分散。首先，要高度重視意識形態工作。
陰謀論先擱置一旁不談，有兩個實體最適合扮演這一角色：一個是外交關係協會（CFR），由民主–全球主義的熱心倡導者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總統的支持者於20年代創立，另一個是更晚之後的美國新保守主義運動（movement of American neoconservatives），他們是從過去一度處於邊緣地位的托洛斯基主義（Trotskyist）派的脈絡浮現出來的，然後在美國逐漸取得重大影響力。外交關係協會與新保守主義者，均獨立於任何一個政黨之外。他們的目標是指導美國整體政策的戰略方針，不管在哪個特定時期哪個政黨執政。再者，這兩個實體都擁有結構良好且清晰的意識形態——就外交關係協會（CFR） 而言，是左翼–自由主義–全球主義（left-liberal globalism），就新保守派而言，是斷然主張的美國霸權。 外交關係協會可以被認為是左翼–全球主義者（left-wing globalists），新保守派可以被認為是右翼–全球主義者（right-wing globalists ）。
從成立之初，外交關係協會（CFR）就致力於將美國從一個民族國家轉變為一個全球民主制「帝國」。在與孤立主義者相對抗的過程中，外交關係協會（CFR）提出了它的基本論點：美國註定要讓整個世界成為自由主義民主制。自由民主、資本主義、和個人主義的理想和價值觀，被置於國家利益之上。整個20世紀——除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短暫中斷——這個由政治家、專家、知識分子和跨國公司代表組成的網絡，致力於創建超國家組織：首先是國際聯盟，然後是聯合國、畢德堡俱樂部（Bilderberg Club）、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 Commission）等等。他們的任務是創造一個統合為一體的全球自由主義菁英，在哲學、文化、科學、經濟、政治等更多方面，共享全球主義的意識形態。外交關係協會（CFR）內的全球主義者的活動，旨在建立一個世界政府，這意味著民族國家的逐漸消亡、以及前主權實體的權力轉移到由經過根據西方模式訓練出來的世界自由主義菁英組成的全球寡頭集團手中。
透過它的歐洲網絡，外交關係協會（CFR）在歐盟的創建過程（邁向世界政府的一個具體步驟）中，扮演了積極角色。它的代表——尤其是該組織資深的知識領袖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在中國融入全球市場的過程中，扮演了關鍵角色，這是削弱社會主義集團的有效措施。外交關係協會（CFR）也積極推廣趨同理論（theory of convergence），並成功地對包括戈巴契夫在內的蘇聯已故領導階層，施加了影響。在外交關係協會（CFR）地緣政治戰略的影響下，已故蘇聯意識形態者們的著述也紛紛探討有關「全球社區的治理能力」（governability of the global community）議題。
美國的外交關係協會（CFR）是嚴格不屬於任何黨派的，既包括與民主黨關係較近的民主黨人，也包括共和黨人。從本質上講，加上類似的歐洲倡議（European initiatives）組織——例如克勞斯·史瓦布（Klaus Schwab）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Davos Forum）——作為外交關係協會（CFR）的分支機構，它是全球主義的總參謀部。蘇聯解體前夕，外交關係協會（CFR）在莫斯科學者格維希亞尼（Gvishiani）領導下的系統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Systemic Studies）設立了分支機構，從中誕生了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自由派的核心，同時也湧現了第一波受意識形態驅動的寡頭們。
很清楚的是，川普遇到的正是這個實體，它在美國和全世界是以作為「獨立」專家意見交流的一個無害且享有盛譽的平台而出現。但實際上，它是一個真正的意識形態總部。川普藉由他的舊保守主義議程、強調美國的利益、以及對全球主義的批判，與它發生了直接、公開的衝突。川普擔任美國總統的時間只是一段很短的時期，但外交關係協會在決定美國外交政策方向方面已經有著長達一個世紀的歷史。當然，在它掌控和圍繞著權力的百年期間，外交關係協會已經形成了廣泛的影響網絡，在軍隊、官員、文化人物和藝術家，但主要是在美國大學中傳播其思想，隨著時間的推移，大學已經變得越來越意識形態化。從表面形式上來說，美國並不承認任何具有支配地位的意識形態存在。但外交關係協會網路已是高度意識形態化。民主在全球的勝利、世界政府的建立、個人主義和性別政治的徹底勝利——這些都是最高目標，偏離這些目標都是不可接受的。
川普的民族主義、他的美國優先議程、以及他威脅要「排乾全球主義的沼澤」，代表了他對這個實體提出了直接挑戰，而這個實體是極權主義式（如同任何意識形態）的自由主義（totalitarian liberalism）準則的守護者。
殺死普丁和川普
外交關係協會可以被視為秘密會社嗎？幾乎不行。雖然它更傾向於謹慎行事，但它通常是公開運作的。例如，在俄羅斯特種軍事行動開始後不久，外交關係協會的領導們（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菲奧娜·希爾（Fiona Hill）和塞萊斯特·沃蘭德（Celeste Wallander）便公開討論刺殺普丁總統的可行性（討論記錄發佈在外交關係協會的官方網站上）。與土耳其不同，美國的深層政府具有全球性思維。因此，俄羅斯或中國發生的事件，都被那些自視為未來世界政府的人視為「內政」。如果他們不能監禁川普或將他從選舉候選人名單中移除，那麼殺死川普甚至是更簡單一點。
很重要的一點是，自美國獨立戰爭以來，共濟會分會在美國政治體系中扮演了關鍵角色。因此，共濟會網絡與外交關係協會交織在一起，並充當他們的招募機構。今天，自由主義的全球主義者並不需要隱藏。他們的計劃綱領得到了美國和西方集體的充分接受。隨著「秘密力量」的增強，它逐漸不再是秘密。過去曾經必須透過共濟會保密紀律來保衛的事情，現在已經成為一個公開的全球議程。共濟會成員從不廻避從物理上消滅他們的敵人，但他們從來沒有公開談論它。今天，他們（指外交關係協會）這樣做了。這就是兩者唯一的分別。
新保守派（Neocons）：從托洛斯基主義者（Trotskyists）到帝國主義者
深層政府的第二個中心是新保守派（the neoconservatives）。最初，他們是憎恨蘇聯和史達林的托洛斯基主義者（Trotskyists），因為在他們看來，俄羅斯建立的不是國際的社會主義，而是「民族的」社會主義，意謂一國社會主義。因此，在他們看來，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從未被建立過，資本主義也從未完全被徹底地實現。托洛斯基主義者認為，真正的社會主義只有在資本主義成為全球性的、並在各地取得勝利，且不可逆轉地融合所有民族、人民和文化，同時廢除傳統和宗教之後，才可能出現。只有到那時（而不是提前一刻）世界革命的時刻才會到來。
因此，美國托洛斯基主義者得出的結論是，他們必須幫助全球資本主義和美國作為全球資本主義的旗艦，同時尋求摧毀蘇聯（以及作為其後來繼承者的俄羅斯）以及所有的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s）。他們認為，嚴格意義講，社會主義只能是國際性的，這意味著美國需要加強其霸權並消滅它的對手。只有當富裕的北方對貧窮的南方建立了完全的支配、並且國際資本主義在全球各地佔據統治地位之後，歷史發展進入下一個階段的條件，才會成熟。
為了執行這個邪惡的計劃，美國托洛斯基主義者做出了進入大政治（big politics）的戰略決定——但不是直接進入，因為美國沒有人會投票支持他們。相反，他們首先通過加入民主黨，後來在勢頭強勁後，也通過加入共和黨，以滲透進主要政黨。
托洛斯基主義者公開承認意識形態的必要性，並對議會民主抱持蔑視態度，認為它只不過是大資本的一種掩護罷了。因此，聯手外交關係協會，於是，另一種版本的深層政府，在美國內部形成。新保守派並沒有炫耀他們的托洛斯基主義，而是引誘傳統的美國軍國主義者、帝國主義者、和全球霸權的支持者。正是有了這些人，在川普之前，他們實際上已經佔有了共和黨，川普必須與這些人對抗。
民主就是獨裁
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的深層政府是兩極的，意謂它有兩個極點：
1. 左翼–全球主義的極點 （the left-globalist pole ）（外交關係協會)
2. 右翼–全球主義的極點（the right-globalist pole）（新保守派）。
這兩個組織都是由無黨派、非選舉產生的，而且都背負著一種侵略性、積極主動的意識形態，本質上是公開的極權主義者。在許多方面，他們都是密切合作、協調一致的，只是在外交辭令上有所不同而已。兩者都強烈反對普丁領導下的俄羅斯和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國，一般而言，對於多極化都採取對抗的立場。在美國國內，兩者同樣反對川普，因為他和他的支持者代表了舊版的美國政治，與全球主義脫節，只聚焦在國內議題。川普的這種立場，是對這個系統的一種真正反叛，就像在土耳其，埃爾巴坎和艾爾段的伊斯蘭政策，挑戰凱末爾主義一樣。
這就解釋了為什麼圍繞著深層政府的討論，會隨著川普的總統任期而出現。川普和他的政策獲得了絕大多數美國選民的支持。但事實證明，川普這一立場與深層政府的觀點並不合拍，經由對川普採取的嚴厲對抗措施，超越法律的框架，踐踏民主的規範，深層政府將自身顯露了出來。美國深層政府本質上宣稱，民主就是我們。許多評論者開始談論政變。它本質上就是這樣。美國的影子權力與民主的表面框架產生了劇烈摩擦衝突，並開始越來越像是一個獨裁政權——自由主義的、和全球主義的獨裁政權。
歐洲深層政府
現在讓我們考慮一下深層政府對於歐洲國家可能意味著什麼。最近，歐洲人開始注意到他們國家的民主正在發生一些不尋常的事情。民眾根據自己的喜好投票，越來越支持各種民粹主義者，尤其是右翼–民粹主義（right-wing populists）者。然而，這些國家內部的某些實體立即對選舉勝利者進行打擊、鎮壓、抹黑他們，並強行剝奪他們的權力。我們在馬克宏領導下的法國與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的政黨、在奧地利的自由黨（the Freedom Party）、在德國的德國另類選擇黨（the Alternative for Germany）、和薩赫拉·瓦根克內希特（Sahra Wagenknecht）的政黨、以及在荷蘭的吉爾特·維爾德斯（Geert Wilders）等等，都看到了這一現象。他們贏得了民主選舉，但隨即被排除在權力之外。
很熟悉的情境嗎？是的，它非常類似於土耳其和凱末爾主義的軍方。這顯示我們也正在面對歐洲的深層政府。
極為明顯的是，在所有歐洲國家，這一實體都不是國家實體，同時均按照相同的模板運作。這不僅是法國的深層政府，也是德國、奧地利或荷蘭的深層政府。它是一個泛歐洲的深層政府，是統合為一體的全球主義網絡的一部份。該網絡的中心位於美國深層政府，主要就是外交關係協會，但該網絡也緊緊圍繞著歐洲。在這裡，左翼–自由主義（left-liberal）勢力、與經濟寡頭、和（幾乎總是來自托洛茨基主義背景的）後現代知識分子，密切聯盟，形成了歐洲非經選舉的、極權主義式的統治階級。這個階級將自己視為統合為一體的大西洋社區的一部份。本質上，他們是北約菁英。這讓我們再次回想起土耳其軍方。北約是整個全球主義體系的結構性框架，也是集體的西方深層政府的軍事面向。
不難在類似外交關係協會的機構中，找到歐洲深層政府，例如三邊委員會（the Trilateral Commission）的歐洲分會、克勞斯·史瓦布（Klaus Schwab）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Davos Forum）等。像美國的川普一樣，當歐洲民主試圖做出歐洲菁英們認為「錯誤的」、「不可接受的」、和「應受譴責的」選擇時，就會與（歐洲深層政府的）權威發生衝突。這不僅僅是有關於歐盟的正式組織結構上的問題。問題其實是存在於一種更強大的、更有效的、不採取任何法律形式的力量。這些人是意識形態密碼的背負者，根據民主的形式上的法律，他們根本不應該存在。他們是深度自由主義的守護者，總是對來自於民主體系本身所產生的任何威脅，做出嚴厲、強硬的反應。
與美國的情況一樣，共濟會分會在現代歐洲的政治史上扮演了關鍵角色，是社會改革和世俗化轉型的總部。如今，對於秘密會社已不再有巨大的需求，因為它們已長期地公開運作，但維持共濟會傳統，仍然是歐洲文化身份認同的一部份。
由此，我們走到了一個不講民主、深度意識形態化的實體的最高層次，它的運作違反了所有法律規則和規範，並在歐洲掌握了完全的權力。這是間接的權力，或者說是一種隱藏的獨裁專制（hidden dictatorship）──歐洲深層政府，作為集體西方統合一體化體系的一個組成部分，藉由北約而綑綁在一起。
1990年代俄羅斯的深層政府
最後剩下的，就是將深層政府的概念應用在俄羅斯身上。值得注意的是，在俄羅斯脈絡中，這個術語即使有被使用但也罕見。這並不意味著類似於深層政府的力量在俄羅斯不存在。相反，它只是表明還沒有任何一種得到多數民眾支持的重大政治力量出來與之對抗。儘管如此，我們還是可以描述一個某種程度上近似的實體，可以稱為「俄羅斯深層政府」。
在俄羅斯聯邦，蘇聯解體後，國家意識形態被禁止，在這方面，俄羅斯憲法與其他名義上的自由民主政權完美契合。選舉實行多黨制，經濟以市場化為基礎，社會走向世俗化，人權受到尊重。從形式上的觀點來看，當代俄羅斯與歐洲、美國或土耳其國家，根本毫無差異。
然而，俄羅斯確實存在某種隱性的、無黨派的實體，特別是在葉爾欽時代。當時，這個實體被使用一般語言「家族」 來稱呼。家族履行著深層政府的職能。雖然葉爾欽本人是通過選舉而具有正當合法性的（但在更廣泛意義上，並未必是正當合法的）總統，但這一實體的其他成員並非經任何選舉產生的，也不具有法律的權威性。1990年代的家族，由葉爾欽的親戚、寡頭、忠誠的安全官員、記者、和堅定的西方自由主義者所組成。他們是推動了俄羅斯主要的資本主義改革，他們完全不顧法律地推動這些改革，任意改變法律，或者乾脆就不把法律當一 回事。他們的所作所為，不僅是出於家族或宗派的利益，而且是出於一個真實的深層政府的利益——解散某些政黨，刻意地支持其他一些政黨，剝奪勝利者（如共產黨和自民黨）的權力，並將權力授予不知名和不起眼的個人，控制媒體和教育系統，將整個產業重新分配給忠誠於自己的人物，並去除任何對他們不利的東西。
當時，「深層政府」一詞在俄羅斯還不為人所知，但這種現象本身已是清楚地顯現。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明顯極權主義和意識形態化的一黨專政制度崩潰之後這麼短暫的時間內，俄羅斯不可能獨立地形成一個充份發展成熟的深層政府。自然地，新自由主義派菁英只是簡單地融入了全球西方網絡，從中吸收意識形態和間接權力（potestas indirecta ）的方法論——例如通過遊說、腐敗、媒體宣傳、控制教育、以及制定甚麼是有益於俄羅斯和甚麼是有害於俄羅斯的判別標準。葉爾欽時代的深層政府將其對手稱為「紅棕色主義者」（red-brown，紅色指社會主義，棕色指法西斯主義），先發制人地阻擋了來自右翼和左翼的嚴重挑戰。這表明存在著某種形式的（未得到憲法正式認可或接受的）意識形態，作為此類判定甚麼是正確和甚麼是錯誤的基礎。而這一種意識形態就是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的獨裁
深層政府只出現在民主國家內部，作為修正和控制民主國家的意識形態機構發揮作用。這種影子力量有一個合理化的解釋。如果沒有這樣一個超越民主國家的監管者，自由主義的政治體系可能會發生變化，因為無法保證人民不另外選擇一個可以為社會提供另一種發展道路的力量。這正是土耳其的艾爾段、美國的川普、和歐洲的民粹主義者，試圖想要做的事——而且部分地成功了。然而，與民粹主義者的對抗，迫使深層政府從陰影中走了出來。在土耳其，這相對容易，因為凱末爾派軍事力量的主導地位，很大程度上，符合歷史傳統。但就美國和歐洲而言，發現一個透過脅迫、極權手段、和經常性違法行為運作的意識形態總部——沒有任何選舉的正當合法性——讓人感覺這是一個醜聞，因為它對天真地相信民主神話的人，造成了沉重打擊。
深層政府是建立在具有奧威爾《動物農莊》精神的一種犬儒論點之上：「一些民主黨人比其他人更加民主。」但一般民眾可能會認為這是獨裁專制和極權主義。而民眾是對的。唯一不同的是，一黨式極權主義是公開運作的，而凌駕在多黨體系之上的影子權力，則是被迫隱藏它的存在。
這件事已經不能再隱匿了。我們生活在一個深層政府已經從一種陰謀理論轉變為一種清清楚楚而且很容易被辨認出來的政治、社會和意識形態現實的世界。
直接注視真象還是比較好。深層政府是真實存在的，而且它是嚴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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