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次當你聽到有人說：中國是你遭遇到的種種問題的起源時，請暫退後一步，問一下你自己：為什麼中國不允許索羅斯進入中國呢，甚至索羅斯都已經在控制、管理你自己的國家了？
本文由大揭露編委會編譯，如欲轉載請務必註明來自【地球機密檔案館】( https://earthconarc.blogspot.com/ )
作者：馬修·艾瑞特（Matthew Ehret）
日期：2021年8月20日
出處：https://www.strategic-culture.org/news/2021/08/18/how-chinas-gorbachev-was-flushed-in-1989
地球機密 發佈日期：2022年1月5曰
地球機密檔案館 重新發佈日期：2024年5月21曰
下一次當你聽到有人說：中國是你遭遇到的種種問題的起源時，請暫退後一步，問一下你自己：為什麼中國不允許索羅斯進入中國呢，甚至索羅斯都已經在控制、管理你自己的國家了？
直到今天，許多人仍然不清楚這一名從超級投機者、慈善家，轉為全球顏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ary）主導者的匈牙利人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在過去40年的國際事務中，所扮演的邪惡角色。可悲的是，當許多人士察覺到這名徹底反社會人格的老人所製造的系統性屠殺時，還常常會犯下以下的錯誤：或者（1），假設這個人，獨自策劃、執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國際性陰謀，目標在於消滅掉世界上的各個民族國家（nation states），或者（2），相信他是意圖推翻西方基督教秩序（western Christian-based order）的「邪惡的中國共產黨」（evil Chinese Communist Party）底下的一條走狗。
最近，作為麥克·林德爾（Mike Lindell）〔編注：1961-，美國商人、保守主義政治活動家。他是枕頭、寢具和拖鞋製造公司My Pillow,Inc.的創辦人兼首席執行長。最重要的是，他是美國前總統川普的傑出支持者和顧問。〕的網絡安全研討會（Cyber security symposium）開場的一段短片，吸引了我的注意，這段短片扼要表達了（上述（2））這一個信念，並且最近一年，幾乎在所有的保守派媒體中，不斷地被擴大宣傳。這一種信念或說法，以許多種形式表達，並在西方國家某一些範疇的保守主義派公民群體之間，廣泛地散播，並讓他們產生了這樣的認識，甚或當作事實加以接受：一項令人憂慮不安的、全球性的行為改變計劃（behavior-modification program），正在進行中。而這項計劃，有可能將數千年的傳統價值觀，完全根除。
那些承認確實存在「拆除民族國家、並奴役世界上大部份人口」這類陰謀的人士，他們有甚麼問題呢，說他們是偏執狂、所以是錯誤的，這並不是事實，甚至問題也不是出在美國國內本身剛剛才發生了一場顏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然而，中國一直被宣傳或描繪成某種陰暗的超級大壞蛋，並運用了他們手中那些與索羅斯（Soros）有關聯的資產，來管理西方深層政府（deep state），以追求全球霸權、推翻「基督教價值觀」（Christian values）。通過這樣的宣傳操作手法，目的在於轉移焦點，亦即將注意力，從英國情報機構——從1776年至今，一直位於美國所遭受到的、幾乎每一項重大的歷史性操縱事件的核心——的秘密黑手，轉移開來。
事實上，中國不僅是自30多年以前以來，當世界上其他地區一直以夢游狀態進入後-民族國家秩序（post-nation state order）時，第一個成功辨識出索羅斯（G. Soros）的邪惡、並加以清除的國家，而且，人類若要走向一個相互合作的世界（a world of cooperation）（西方國家如果想要從即將到來的黑暗世紀中解放出來，他們就必須要加入），中國提供了至今仍然是最具價值的途徑之一。
重申一下重點：當其他國家忙於讓索羅斯的開放社會基金會（Open Society foundations）大軍，從社會的每一個層次，滲透他們時，中國具有智慧地看到了它內在的邪惡議程。當曾經引領一場號稱創造新世紀的對於蘇聯的強暴、並瓦解西方代議式民主的同樣那些機構，1989年，企圖在天安門廣場發動顏色革命時，中國不失時機地剷除了索羅斯在中國的得力助手。當時，索羅斯在中國的這名得力助手，已成功地登上了政治權力的頂峰–中國共產黨總書記，以及明顯的，年邁的鄧小平的繼承人。
索羅斯的這名得力助手，名叫趙紫陽。1980年代期間，西方媒體已經習慣地稱呼他為「中國的戈巴契夫」（China’s Gorbachev）。
現在還看得到，1984年，雷根為他頒獎的照片。
關於趙紫陽的簡介
當1934-35年長征（Long March）發生時，趙紫陽還是個少年，但很快發現自己在中共政府中崛起，1951年成為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在1958-61年的大饑荒時期，他管理一個包括對於涉嫌囤積糧食的農民採取酷刑的廣大計劃。某些有影響力的勢力，在當時似乎很欣賞這種作風，他的星光更往上升，成為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但進入文化大革命（Cultural Revolution）期間，由於他在湖南一家工作了四年的機械廠裡，成為紅衛兵的攻擊對象，趙紫陽發現他的運氣已經枯竭。1972年，出人意料之外地復出之後，趙紫陽再次嶄露頭角，1973年被任命為廣東省第一書記和革命委員會主席。1975年，他被任命為四川省委書記，在四川任內，由於他對於放鬆政府管制（de-regulation）和由市場驅動經濟（market-driven economics）的熱衷，在鄧小平改革開放初期，被委任負責農業政策的改革。
在此期間，趙紫陽的星運上升極為快速。到1977年，他被任命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並於1980年至1987年擔任國務院總理，隨後擔任中共總書記，直到1989年，以不名譽地下台，政治生命告終。
今天，我們已經習慣於聽到像克勞斯·史瓦布（Klaus Schwab）這樣令人毛骨悚然的超人類主義者（transhumanists）和其他技術官僚們，對於第四次工業革命（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人類與機器的融合（merging of humans and machines）、人工智慧（A.I.）「不可避免」地取代人類思想、和自動化革命…等等，令人頭暈眼花的誇讚，並且這場革命，據說將使得大部份的人類勞動力，成為過剩或多餘，因而被歸類為新「無用階級」（new useless class）。然而，在趙紫陽的腦海中，這些並不是最新的觀念，但仍充滿著生動活潑的活力，他深刻地受到了像是阿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1928-2016，美國未來學家）（《未來的衝擊》（Future Shock，1970）和《第三波》（Third Wave，1980）的作者）等這類超人類主義者（transhumanists）的影響。阿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有關於後工業新世紀（post-industrial new age）的概念，在許多方面，都可以充當目前正在進行的大重構（Great Reset）議程的聖經。
1983年10月9日，趙紫陽在北京的一次會議上，說道：
「無論我們稱之為第四次工業革命（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還是稱之為第三波（Third Wave），[這些作家]都認為，西方國家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達到了高度的工業化，現在，正在向一種資訊社會（information society）邁進……本世紀末和下世紀初，或在幾十年內，將出現一種新的局面，即正在發生或即將發生的新科技突破，將被應用於生產和社會。這將帶來社會生產力的新飛躍，從而帶來相應的社會生活的一系列新變化。這個趨勢值得我們關注，必需根據我們的實際情況，仔細研究，以便確定我們未來十到二十年的長程規劃……對於我們和四個現代化（Four Modernizations）的未來，這既是一場機遇、也是一種挑戰。」
四個現代化的戰役
趙紫陽上述的四個現代化政策，最早是由中國偉大的國家建設者周恩來，於1963年制定的，是為了引導中國進入新千禧年（西元2千年）、作為現代科技先進國家而設計的跨代大綱。周恩來的計劃，仰賴於以（1）工業生產力、（2）農業生產力、（3）國防、和（4）科技進步等，所驅動的、全面性的經濟和工業革命。
當周恩來於1976年去世，隨後不久毛澤東也去世時，越來越清楚的是：從1966至1976十年間，企圖重新設定數千年歷史道路的四人幫（Gang of Four），將不會長期掌握權力，而周恩來的計劃，日益成為中國長期發展戰略的驅動力量。隨著周恩來的親密盟友鄧小平於1978年（在監禁四人幫之後）成為共黨掌舵者，為了實現四個現代化，中共中央委員會（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為此召開了會議。鄧小平在會中說道：
「我們應該在科研機構中選擇數千名最合格的人員，並創造條件，讓他們全神貫注於研究。對經濟困難的，要給予津貼和補貼……我們必須要在黨內營造尊重知識、尊重專業人才的氛圍。必須反對不尊重知識分子的錯誤態度。所有的工作，無論是腦力勞動、還是體力勞動，都是勞動。」
鄧小平將馬克思主義的勞動觀（Marxist concept of labor），從單純的物質力量，提升到涵蓋創造性的腦力勞動，這樣的抉擇，是明智的，並且為中國指出了一個充滿活力的新方向，使這個亞洲巨人在短短幾個世代之內，成為了一個經濟強國。然而，每當討論科學創造力（scientific creativity）和對未來的非線性（non-linear）投射或預測時，關於什麼樣的哲學、和通道或途徑（pathways），最能往前推進這些非線性的目標（non-linear objectives），經常會出現許多爭論和解釋的空間。當時席捲西方世界的新馬爾薩斯主義復興（new Malthusian revival）的意識形態者，正是在這裡，開始發揮作用，同時，一場有關於治理（governance）的、開放系統（open system）與封閉系統（closed system）理論之間的生死之戰，就此爆發了。
季辛吉對於中國奴工（Slave Labor）化的願景
亨利·季辛吉（Henry Kissinger）企圖打開中國市場的計劃，熱切地開始於1971年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期，他的這個計劃的前提，是建立在一種在意識形態上信守、並且致力於後-民族國家世界秩序（post-nation state world order）的建立之上。
從季辛吉（以及作為美國政策的現代舵手、控制美國政策的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 Commission）同僚們）的心目中看來，在1971年那個年代，發現自己仍身處於第一次工業革命（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被農業所驅動的人民）的大部份中國人，應該把他們自己繼續維持在貧窮及未受教育的工人那樣的一種停滯狀態，以便於充當廉價勞動力地區，生產純粹為了出口到西方消費市場的那些商品。那些西方消費市場，將不再需要他們本地過去曾經擁有的那些產業，因為那些產業，現在在季辛吉的計劃下，已輸出或外移到勞動力更為廉價的第三世界地區，因為西方在工業主義典範（industrial paradigm）（未來學者阿爾文·托夫勒稱其為「第二波」（Second Wave））下，已經到達了它所謂的「成長的極限」（limits to growth）。在「後-工業主義」（post-industrialism）（托夫勒稱其為第三波（Third Wave））的新時代，人類被預期將「進化」到資訊驅動的社會（information-driven society）。
托夫勒在1978年描述他的論點時，談到了第三波（Third Wave）的出現、和工業文明的過時並逐漸被廢棄，他說道：
「這個時代現在戛然而止。工業文明現在處於末期危機狀態，一種全新的、完全不同的文明，正在出現在世界舞台上，取代了工業文明……我們正在迅速進入一種新的、更複雜的進化發展狀態，它是建立在比迄今為止任何已知的任何技術，都更加先進且更為合適的科技基礎上。這種向歷史新階段的飛躍，帶來了新的能源模式、新的地緣政治安排、新的社會制度、新的通訊和信息網絡、新的信仰體系、符號、和文化假設……因此，它必須產生全新的政治結構和進程。我不明白我們怎麼可能發生科技術革命、社會革命、信息革命、道德、性、和認識論革命，而沒有發生政治革命……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所知道的政府崩潰——即代議制政府……主要是陳舊、過時的結果。簡而言之，工業時代的政治技術，不再適合於我們周圍正在形成的新文明。我們的政治已經過時了。」
季辛吉作為新馬爾薩斯主義者（neo-Malthusian）的角色，乃眾所周知，因為他惡名昭彰的1974年國家安全研究備忘錄200（NSSM-200），依據了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成長的極限》（Limits to Growth，1972）一書中所採用的電腦模型的假設（某些方面，有根據一些現實資料，但整體而言，對於創造性理性（creative reason）和科技進步，採取完全排斥、拒絕的態度），已經將美國的外交政策，從支持發展，轉變為支持減少人口（pro-population reduction）。
在人口增長的主要糾正措施之中，國家安全研究備忘錄200（NSSM-200）列出了生育控制（birth control）和糧食控制。季辛吉問道：「美國是否準備接受以糧食限量配給（food rationing），來幫助那些無法/不會控制他們人口增長的國家呢？」
季辛吉的報告直截了當、絲毫不拐彎抹角：「美國經濟將需要大量且越來越多的來自國外的礦物，尤其是來自低度發展國家的礦物。這一事實使美國對供應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穩定，大大提高了興趣。只要通過降低出生率來減輕人口壓力，可以增加這種穩定的前景，人口政策就變得與資源供應和美國的經濟利益相關……雖然人口壓力明顯不是涉及穩定的唯一因素，但在緩慢的或零人口增長的情況下，這種類型的挫折就不太可能發生。」
季辛吉、托夫勒、和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的其他狂熱擁護者，在鄧小平的中國冒出頭的新一代治國理政人才中，不乏他們的追隨者。這些傾向於從數學和電腦模型的濾鏡中，看待人類的新馬爾薩斯主義者，不遺餘力地滲透到國務院中儘可能多的、具有影響力的職位，並試圖將四個現代化（Four Modernizations）加以篡改，以朝向反-人類（anti-human）的目標。
托夫勒的第三波衝撞中國海岸
所有這些人物，都將圍繞在趙紫陽這個掌握大權的人物周圍，在整個1980年代，趙紫陽一直都是他們的保護者、協助者、和推動者。
導彈科學家宋健是一名具有影響力的馬爾薩斯主義者（Malthusian），被公認為是中國一胎化政策（One Child Policy）的總設計師以及趙紫陽的密切合作者，1950年代，他在俄羅斯學習期間，接受了諾伯特·維納（Norbert Wiener）的控制論理論（Cybernetics theory）的訓練。1979年，在芬蘭參加了國際自動控制聯合會（World Congress of the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Automatic Control）第七屆世界大會後，有人介紹了羅馬俱樂部的《成長的極限》這本書給宋健。根據宋健的研究者羅伯特·祖布林（Robert Zubrin）的說法，宋健立即將這本書翻譯成中文，但沒有註明原作者，並立即運用書中的線性模型，計算了一個世紀以來人口、污染、和資源損失的趨勢，最終得出結論說：中國最佳的人口總數（optimal population）（又名「承載能力」（Carrying Capacity）），大約在6.5至7億之間（比中國那時的總人口數，少了近3億）。這些羅馬俱樂部（Club of Rome）的想法，像野火一般蔓延開來，並很快被採用為中國的政策，導致了長達數十年、歷史上最嚴重的殺嬰（infanticide）現象的案例之一，同時，人口繁殖率在40年後甚至還沒能開始恢復正常（一胎的限制，在2016年被明智地取消了，今（2021）年開始實施兩胎政策）。
正如劍橋大學研究員朱利安·格沃茲（Julian Gewertz）在他2019年的研究〈北京的未來學者〉（Futurists of Beijing）中所指出的那樣，宋健作為中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China’s Stat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mmission）的負責人，與趙紫陽密切合作，以將中國的科學政策思維與羅馬俱樂部系統的思維，保持緊密地連結。
另一位將阿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觀念，帶到中國的關鍵性人物，是中國社會科學院（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的一名高級研究員名叫做董樂山，他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到美國旅行訪問，在那裡，他會見了這名未來學家。董樂山在描述他1981年的旅行參訪時，寫道：「我遇到的每個人，以及和我討論美國知識界趨勢的人，都跟我談到了阿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第三波》這本書。」
董樂山立即組織了中國未來研究會（Chinese Society of Future Studies），正式邀請阿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幾個月後首次訪華，托夫勒寫信給董樂山，要求「會見、訪問你們的主要政治人物、以及負責長期規劃的人士」。位居名單榜首的，是趙紫陽。
1983年3月，一家名為三聯的中國出版社，翻譯了阿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第三波》（Third Wave）的第一版中文版，立即掀起了一場醜聞，因為它的觀念在各個層次上，都與馬克思主義相對立、相悖反。托夫勒所概要描述的社會進化（social evolution）的神秘觀念，只是一種偽裝在超人類主義（Transhumanism）幌子下的、經過改良或重新包裝的優生學（eugenics），它假定：不是任何觀念或任何意圖（intentions），而是盲目的非道德力量，正在推動人類文明走向更高級的複雜狀態。這些盲目的、宿命論的「力量」（fatalistic ''forces''），缺乏人類的意圖（intentions），並且通過發展的三次浪潮——包括指定、分派給每一波浪潮的社會-政治動態（socio-political dynamics）：即第一波＝農業的∕封建的∕前-民族國家（pre-national）的，第二波＝工業的∕民主的∕民族國家的（national），第三波＝資訊的∕技術官僚-封建的∕後-民族國家（post-nation state）的——不可避免地，推動我們自身的物種前進。
阿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和他的中國追隨者，在這一時期提出的主要見解是：中國（和其他低度發展國家）可以省略過第二波骯髒的工業化浪潮，直接從第一波躍入第三波。
1983年，趙紫陽說：「托夫勒的《第三波》也有類似的觀點。他認為，今天的第三世界國家可能還沒有完全充份地經歷完第二波的發展，但他們可以走一條全新的道路，來實現一種『第三波』文明（‘Third Wave’ civilization）。」
按照趙紫陽的觀點，中國全部所需要的，只是在沿海地區設立「經濟特區」（special economic zones），目的是從國外進口原材料和半成品，通過低工資勞動密集、技術含量低的工廠集群，將這些材料轉化為成品，然後運往國外回到國外第一世界的消費市場。通過這些方式所獲得的資金，可以投資於第三波的科學計劃（third wave science programs），特別是聚焦在基因工程、人工智慧、和資訊系統，這就是趙紫陽對中國未來所規劃的三大優先目標。在趙紫陽、季辛吉、和托夫勒的腦海中，極力鼓吹的是「自下而上」（bottom up）式的自由市場（free market）理論，而藉由所有可以形塑科學優先發展計劃的鉅大項目和具體目標，所驅動的大規模發展的戰略思考，都被取消或禁止了。
歷史學家麥可·畢靈頓（Michael Billington）指出，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 Commission）於1981年在北京直接組織了一次會議，目的是保持讓中國繼續鎖定在這種封建模型（feudal model）之中。他這麼寫道：
「1981年5月，大衛·洛克斐勒（David Rockefeller）主持了三邊委員會在北京召開的一項國際會議。在那次會議上，大通曼哈頓銀行（Chase Manhattan Bank）行長威廉·C·布徹（William C. Butcher）告訴新華社：『中國的改革，只有拒絕大工業或大開發項目，轉而支持勞動密集型生產，才能成功』。他說，『重工業和基建設施，需要兩樣巨大的東西，一樣是大量的能源、另一樣是大量的資金，這兩樣在中國都不太豐富或充足。』」
阿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另一個異端邪說——政治應該與經濟切割或分離——導致了他的書在1984年曾被短暫禁止。在托夫勒的神秘世界觀中，科技進步的「力量」（force），是一種來自於進化的多樣性（evolutionary variety）的力量，當人類的意圖通過政治議程和道德考慮，對進化的多樣性進行干預時，科技進步的力量很可能因此被扼止。趙紫陽花了數年時間，與中央政治局（the Politburo）爭論：經濟要從政治中「解放」（liberated）出來，這使得他激怒了中央政治局的政治家們，並讓他們認識到：邪惡正滲透、進入中國。
芝加哥貨幣經濟學派的米爾頓·傅利曼進入中國
1979年，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是第一批受邀到中國菁英階層巡迴演講的西方經濟學家之一，他在整個行程中多次與趙紫陽會面。1988年，在中國之行結束後，傅利曼在描述他與趙紫陽的兩個小時會面時，說道：「我們對於這個人和他的智慧，印象很好。他深諳經濟問題，並決心擴大市場經濟的範圍。他樂於實驗、學習、和傾聽他人的建議和意見。」
傅利曼認為：當需要強力壓制人民接受自由（市場經濟）而不是社會主義（正如他支持皮諾契特（Pinochet）在智利的法西斯統治手段）時，從來沒有人會拒絕以法西斯主義作為削減工資、私有化、和「支持市場經濟」（pro-market）改革的必要執行方法，傅利曼指出了一個重點：中國共產黨必須保持作為一個絕對的中央權力。他說：「同時，他（趙紫陽）如果可能做到的話，必須保護共產黨的最高權威。他需要非常出色的技巧，才能做到這一點。」
我這個時候在這裡提出這個要點，是因為，非常重要的是，西方人必需要明白，像傅利曼、索羅斯、或季辛吉這樣的反社會人格者，有時會給予共產黨一些支持，這始終是取決於他們極盡全力地想要將共產黨納入像趙紫陽這類的傀儡技術官僚、猶如一種反人類、反民族國家的神職人員的控制手中。但如果像中國共產黨（CPC）那樣擁有的集中化權力，是由忠於儒家「天命」的真正哲人君主所掌控治理，那麼對空想全球主義者（utopian globalists）而言，中國共產黨就成了他們的一場噩夢。
喬治·索羅斯與趙紫陽
1986年，趙紫陽運用投機者所捐助的1百萬美元，資助了索羅斯新成立的兩個智庫中的第一個，名叫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Fund fo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of China），接著是經濟與體制改革研究所（IESR，Institute for Economic and Structural Reform），由趙紫陽最親近的顧問陳一諮共同運管。經濟與體制改革研究所（IESR）與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Democracy，美國中情局（CIA）的白手套）密切合作，後者於1988年，在中國設立了兩個辦事處。
趙紫陽在其死後出版的自傳中寫道：在此期間，他希望「中國應該採用新聞自由、組織自由、司法獨立、和多黨議會民主」……此外，遵循蘇聯戈巴契夫那一套在後-歷史時代（post-history era）準備撕裂俄羅斯經濟的改革開放∕經濟改革（Glasnost/Perestroika）模式，趙紫陽說他當時呼籲要求「國營企業私有化、黨和國家分離、以及全面的市場經濟改革」。
在1989年的一次採訪中，索羅斯描述了戈巴契夫的偉大，但指出他對於戈巴契夫的一項批評——經濟無能。索羅斯說道：「相較之下，在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趙紫陽是一位富有成就的經濟學家，他擁有由一群年輕、聰明的頭腦所組成的智庫。」
在1988-89年期間，索羅斯、傅利曼、和托夫勒完全有理由讓他們自己位處於世界的頂峰，情緒特別地高漲。幾十年來的艱苦工作，最終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因為西方國家大多已經清除了那些反對後-民族國家新世界秩序（post-nation state New World Order）理念、支持工業發展的政治家。一些製造麻煩的棘手人物，像是-德意志銀行（Deutschebank）反-馬爾薩斯主義（anti-Malthusian）的主席艾佛烈·赫爾豪森（Alfred Herrhausen）和美國經濟學家林登·拉魯旭（Lyndon LaRouche）等，仍然在製造問題，不過季辛吉們很快就找到了解決辦法，從而讓他們擺脫了痛苦與不快。
不僅西方國家大多被超乎民族國家之上的技術官僚管理體制（supranational technocracy）所俘虜、控制，而且鐵幕另一邊的共產主義國家，最終也在打造出了一個「新秩序」（new order）的、同樣的技術官僚精英（technocratic elite）熔爐中融解。柏林圍牆（Berlin Wall）正在顫抖，蘇聯（Soviet Union）已在崩潰的邊緣。
儘管取得了所有這些「成功」（success），但亞洲內部的某些東西，正在對第四次工業革命（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的那些教士，進行抵制甚至反擊，因此，「某些東西」（something）必須被拔除。
天安門廣場顏色革命的失敗
正是在這裡，美國中情局（CIA）的李潔明（James Lille，1928-2009）（1989年5月2日在北京就任美國駐華大使）、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和喬治·索羅斯，動用了所有一切資源，藉由天安門廣場的學生示威爆發成為暴力衝突，從而發動了一場全面性的顏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
藉由現代顏色革命建築設計師吉恩·夏普（Gene Sharp)在抗議期間，在北京現場9天的積極參與，以及通過美國的亞洲自由電台傾瀉而出、美國中情局所驅動的大量政治宣傳，還有由美國中情局培訓、資助、甚至武裝學生團體中的暴力反動派持有燃燒汽油彈和槍支……等等，一場製造混亂的作業行動，啟動了，這絕不是一場和平的抗議活動。美國中情局在中國的一些外圍組織，協調和部署了許多美國中情局的資產（CIA front groups），包括邪惡的學生無政府主義者，他們的暴亂行動導致了數十名解放軍士兵被謀殺，他們被燒焦的屍體（的圖像）在30年後，依然可以讓任何人感到反胃難受。當這場政變（the coup）失敗，挑釁者們無法誘導發生政府主導的大屠殺時，全球認知管理（global perception management）的所有能量，都被調動、佈署、運作起來，以給人一場大屠殺（a massacre）已經發生的錯覺（illusion），從而創造出一場猶如「大屠殺」（holocaust）一般的神話（mythos），直到今天許多人仍被矇騙。
當只有200-300人死亡（其中許多是解放軍士兵），大屠殺未能被激起時，這個計劃宣告流產，那些最投入索羅斯的這項作業行動的、最激進的挑釁者，在英國軍情六處（MI6）∕美國中情局（CIA）聯手的一項代號為「黃雀行動」（Operation Yellowbird）的作業行動中，循祕密通道撤離中國，再被轉移到美國和加拿大的安全地區。在香港三合會（Hong Kong triads）的大力協助下，這些無政府主義者偷偷地溜出了中國，許多人獲得了豐厚的報酬，有的則獲得美國常春藤盟校獎學金的獎賞，形成了《華盛頓郵報》的蓋文·休伊特（Gavin Hewitt）所說的「流亡民主運動的核心（the nucleus of a democracy movement in exile）」。
關於1989年天安門事件（Tiananmen Square’s events）真相的書籍或文章，已經出版或刊登了許多，對於任何評估過有關這項主題相關證據的誠實人士而言，這個案子應被視為已經結案了。
索羅斯被清除了，周恩來的願景得以回歸與復活了
在許多方面，天安門廣場事件，對中國來說，是一種因禍得福，因為趙紫陽、索羅斯、和馬爾薩斯主義者如病毒般感染中國權力結構的真正邪惡，現出了原形，且是有目共睹。趙紫陽作為一個被民眾所擁戴的政治家、「反對政府打壓和平示威學生」的「英雄」角色，並沒有按計劃或如意算盤進行。趙紫陽並沒有如控制他的人所希望地那樣被歌頌為支持自由的鬥士（pro-freedom fighter），抗議活動是以很少的流血結束，趙紫陽作為中國的篡奪者的角色，被暴露了出來。
中國共產黨不失時機地關閉了索羅斯在華的所有業務，並將這名投機者終身驅逐。趙紫陽的所有政府職位遭到解除，並被軟禁直至2005年去世為止。趙紫陽的親密盟友陳一諮逃到美國以避免被捕，他與其他數百名號稱民運份子的騙子和叛徒一起，在索羅斯、美國務院及中情局的無數政治宣傳機器中，繼續扮演更長期的角色。
請別搞錯，為第四次工業革命（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和第三波（Third Wave）的理論注入活力的控制論（cybernetics）的封閉系統思維（closed system thinking），與為中國新絲綢之路注入活力的開放系統思維（open system thinking）之間，是存在著許多表面相似之處。
這兩套「系統管理」（systems management）的方法，都涉及強大的集中化權力，並且都以政治經濟的「科學計劃」（scientific planning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作為指導原則。
只有當我們審視諸如意圖（intention）、道德觀（morality）、和對創造性理性的尊重（respect for creative reason）…等這類因素時，兩者之間的顯著差異，就會明顯地暴露出來。
當尋求讓貧困者脫離貧窮、促進合作共贏、增進人權、和增強創造性表達的方式…等儒家傳統，統治著後-索羅斯（post-Soros）的中國時，這些因素，在一個努力追求把熵（entropy）效應強加於人類社會、數學均衡（mathematical equilibrium）、和對人類的絕對控制的、封閉性馬爾薩斯主義的體系（Malthusian system）中，仍然完全匱乏。
當人們運用建構電腦模型（computer modelling）作為工具，來服務於國家想要達成科學和技術的非線性（non-linear）突破的目標，從而克服我們相對承載能力（relative carrying capacities）不斷變化的「成長極限」（imits to growth）時，馬爾薩斯主義的系統則尋求將所有國家的計劃，囚禁在已規定好固定的成長極限的電腦模型之中。
一個是將穩定性（stability）視為系統的基本特徵，將變化（change）視為系統的次要特徵，另一個則是將創造性的變化（creative change）視為主要特徵，將穩定的狀態（states of stability）視為次要特徵。
習近平主席用他的話這樣描述了這個過程：「協調發展（Coordinated development）是平衡發展與不平衡發展的統一。從平衡到不平衡、再到再平衡的過程，是發展的基本規律。平衡（Balance）是相對的，不平衡（imbalance）是絕對的。強調協調發展，不是追求平均主義（equalitarianism），而是更加重視機會均等（equal opportunities）和資源均衡地配置（balanced resource allocation）。」
在更早些時候的一次講話中，習近平含蓄地駁斥了托夫勒的第三波意識形態，並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概念：
「我們要把創新（innovation）作為增長的第一動力和整個事業的核心，把人才（human resources）作為支撐發展的第一動力。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把創新作為黨政工作和社會日常活動的主旋律……16世紀，人類社會進入前所未有的積極創新的時期。過去五個世紀的科學創新成就，已經超過了過去幾千年的總和……每一次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都深刻改變了世界發展的面貌和格局……自第二次工業革命以來，美國一直保持著全球霸權地位，因為它一直是科學和工業進步的引領者和最大受益者。」
所以下一次，當你發現你心理仍抱持著：「中國是你遭遇到的種種問題的起源」這樣的觀念時，退後一步、問問自己：為什麼中國不允許索羅斯進入中國呢，甚至索羅斯都已經在控制、管理你自己的國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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